李鴻章傳(34)_苑書義

三四

　　奕譞心領神會，懇請慈禧從緩歸政或改為訓政。慈禧始則忸怩作態，繼而「懿旨俯允訓政數年」。這樣，慈禧就以訓政為名，仍舊垂簾聽政；奕譞也仍「以尊親參機密」，攬權干政。李鴻章致函奕譞祝賀：「伏讀（六月）十八日懿旨一道，慨允訓政數年，非殿下回天之力，不能有此轉圜，遠近臣民，額手交慶。鴻章私衷忭慰，更不待言。」奕譞沒有辜負李鴻章的期望，「彈壓浮議，修飭武備，獨具心力，他人所難」。李鴻章與奕譞的交誼也日深且密。他和其兄瀚章有時進京就住在醇王府，備受奕譞優禮。李鴻章自從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以後，在仕途上儘管時有波折，但總的趨勢卻是扶搖直上的。1872年詔授武英殿大學士，仍留直督任。1875年晉封文華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土位居大學士之首，相當於首席閣揆。這一要缺向為滿人專利品，李鴻章以漢員而得補授，實為破例之舉。1875年受命督辦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練軍、設局及招致海島華人諸議，統歸籌辦。

　　1894年又賞戴三眼花翎，李鴻章受寵若驚，聲稱此「實為異數殊恩」。在他看來，清代「定制三眼花翎為貝子、額駙冠飾」，前此獲此殊榮的只有三、四位滿族大員，而「漢臣則未曾有」。正如時人所說：李鴻章「坐鎮北洋，遙執朝政，凡內政外交，樞府常倚為主，在漢臣中權勢為最巨。」趙烈文經過實地觀察，發現這位「坐鎮北洋，遙執朝政」的李鴻章，卻「專務養尊處優，不為未然之計，而前後左右，無一骨鯁之士，佞諛者進，樸勤者退。」這使趙氏憂心忡忡，發出「當此海疆多事，隱憂甫切，奈之何哉，奈之何哉！」的哀歎。經元善也說李鴻章前半生建勳業，「後半截世故」，「未來之事不思，既往之事不追，當境付物」，隨著年齡的增長，權蟄的恒赫，李鴻章的惰性、耽逸習氣和虛榮心越來越「厲害。比如，由於疆吏貪瀆，水利廢弛，宜隸「年年饑荒，非旱則澇」。

　　1871年直隸暴雨成災，河道決口，農田被淹。李鴻章雖然設法籌集了一批糧食和銀兩賑濟災區，但因杯水車薪，無補大局。就在這種「饑黎滿目，生計毫無」的形勢下，李鴻章竟然為自己舉辦了「鋪張陳設為一時之盛」的祝壽大典。1872年2月13日是李鴻章的50壽辰。一些文人墨客和親朋好友紛紛致賀，有的做壽聯，有的致頌辭，吹捧他「武功吏治與畿輔澹災之政，人爭道之」。李鴻章在保定接受屬員、親友「謁賀迎壽」，並且築台演戲、大擺宴席，款待賓客。據目睹祝壽盛況的趙烈文說，當時總督衙門內外「燭爆如山，組繡成隊」，賓客盈門，有時賓主僕從「無慮千人，人氣如煙雲，聲如悶雷，目為之炫，耳為之震。」他感歎道：「噫！繁盛至於極矣。」這種窮奢極欲的情景和「饑民蔽野」的慘像形成鮮明對照。

　　§揭示洋務總綱

　　當歷史跨進7、80年代以後，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巨變。中國國內農民起義逐漸平息，全國革命轉入低潮。外國資本主義開始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加緊侵略中國，邊疆危機，紛至遝來，所謂「中外和好」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坐鎮北洋，遙執朝政」的李鴻章，通過同外國人士、早期維新志士、駐外使節的頻繁交往和洋務活動的實踐，對中外形勢和應付之策，有了更為明確的認識，提出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和「數千年未有之強敵」的重要命題，揭示了「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的洋務總綱。

　　早在1865年李鴻章就曾致函朱久香說：

　　外國猖撅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強，中國將何以自立耶？千古變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鈞執政亦不知，豈甘視其沈胥耶？鄙人一發狂言，為世詬病，所不敢避。

　　在這裡，李鴻章雖然提出了「千古變局」的命題，但尚無力剖析它的內涵和外延，因而還停留在直感的階段。1872』1874年李鴻章兩次上奏清廷說：

　　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東北，闖入中國邊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載，亙古之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

　　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坪，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裡，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從「外國猖撅」、「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到「東南海疆萬餘裡，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的提法的變化，標誌著李鴻章對資本主義列強「協以謀我」的侵略本質和策略的認識的逐漸深化。

　　李鴻章所說的「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實際上就是長期停滯於封建社會的中國面臨著資本主義列強征服世界和按照自己面貌改造世界的潮流，而資本主義列強之所以能夠稱雄世界，則導源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因而李鴻章斷言掌握著先進的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列強實為中國「數千年未有之強敵」。

　　李鴻章把當時中外形勢的特點概括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和「數千年未有之強敵」，扼要中肯，發人深思。在渾渾噩噩的清朝統治者中，能有這種認識的可謂鳳毛麟角，屈指可數。李鴻章從「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和「數千年未有之強敵」的認識出發，大聲疾呼中國絕不應昏睡於「天朝上國」的迷夢而抱殘守闕、不思振作，強調「我朝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自應建數千年未有之奇業」。在他看來，舉辦洋務就是「處奇局建奇業」的必經之路。正是基於這種認識，李鴻章才頗為自負、毫不掩飾地回答那些譏刺他「喜聞談洋務」的頑固派。1876年他覆信劉秉璋說：

　　處今日喜談洋務，乃聖之時。人人怕談厭談，事至非張皇即鹵莽，甚少不誤國。公等可不喜談，鄙人若亦不談，天下賴何術以支持耶？中國日弱，外人日驕，此豈一人一事之咎！過此以往，能自強者盡可自立，若不自強則事不可知。

　　「喜談洋務」是時代的需要，「聖人」處於「今日」也勢必如此。只有講求「洋務」，才能「自強」「自立」，而「外須和戎，內須變法」則是「洋務」所應遵循的原則。

　　李鴻章主張對外「和戎」，導源於他對中外力量對比和列強本性的看法。「彼之軍械強於我，技藝精於我」。他正視當時敵強我弱的客觀事實，本來無可厚非，問題在於他由此而推衍出一種錯誤的結論：由於中外實力相距懸殊，中國無法決勝於疆場，「即暫勝必終敗」。他公然妄加非議林則徐、僧格林沁的反侵略鬥爭，斥之為「逞一時之憤，幾墮全域，謀國者可不深長恩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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