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33)_苑書義

三三

　　1881年2月左宗棠被任命為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大臣、管理兵部事務。走馬上任的左宗棠立意說服清廷「從新鼓鑄，一振積弱之勢」。他提出了「河道必當修、洋藥必當斷、洋務必當振作」的施政綱領，並力圖付諸實施。然而，事與願違，「成例具在，絲毫難於展布」，「有所建白，亦為同僚所尼，多中掇。」責之專而掣其肘的，內有奕，外有李鴻章。與奕最為接近的寶鋆辱駡左宗棠為「一團茅草」。其他一些官僚也秉承奕意旨，「群相侮弄之」。坐鎮北洋的李鴻章考慮到左氏入值樞垣、總署，「彼此商議事件甚多，不容稍有隔膜」，於是強作笑顏，主動寫信「略敘契闊」，並多次晤談，裝出一副與之和衷輔政的樣子。但在暗地裡卻貶斥有加。他說左氏內召，「中朝贊襄未必有益」。「左相精力甚健，於樞廷政務、各省情形不甚了澈，所建練旗兵、借洋債、興畿輔水利、加洋藥稅厘諸議，似屬救時要政，卻近老生常談，恐有格於時勢不能盡行之處。」

　　由於左宗棠在軍國大政上甚少作為，加之官僚習氣和傲慢作風，致使原來推重左氏的奕和某些清浪要員也大失所望。奕「見其衰憊，不免爽然」。張佩綸、張之洞則指諸左宗棠「浮誇」，「行徑粗率，任性自便」。左氏發覺自己陷入困境，致函友人說：「前之集矢合肥（李鴻章）者，今又以弟為眾射之的矣。」他清醒地認識到在中樞實難立足，因而屢疏乞退。1881年10月28日清廷詔受左宗棠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左宗棠在政壇角逐中的失敗，自然使奕、李鴻章彈冠相慶。李鴻章攻擊左宗棠「近名而多意氣，政府同事靡不深知。」「左相威望才略，自以外任為宜。近因年高，精神似稍散漫。」「不但無鞭撻四夷之心，抑且無經營海上之志，外強中乾，概可知也。」

　　同光之際，李鴻章在「實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餘」時，仍「勤勤懇懇服侍皇室，決不另有他圖」！但是對於慈禧、奕的掣肘裁抑卻頗為不滿，曾一度寄希望于光緒親政：「但冀因循敷衍十數年，以待嗣皇親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他變。焦悚莫名。」

　　李鴻章對「言路紛龐，風波迭起」，也頗為「寒心」，抨擊「清議之禍，與明季如出一轍」。他認為那些大言炎炎的清流要角，如張之洞、張佩綸、黃體芳、寶廷等，「皆鯁直敢言，雅負時望，然閱歷太少，自命太高。局外執人長短，與局中任事者不同，恐鶩虛名而鮮實際」。他既深惡「清議」，又「憂讒畏譏」，因而不惜以利祿籠絡清流魁首，尤其注意結納張佩綸、吳大澂。張佩綸的父親張印塘，督兵抗拒太平軍和撚軍，官至安徽按察使，李鴻章回皖督辦團練，與之成為患難之交，後印塘死在浙江，李鴻章資助佩綸盤靈回籍。張佩綸才華橫溢，並與軍機大臣李鴻藻有師生之誼。1879年李鴻章曾通過張裕釗邀請張佩綸入幕，並因其母病故助以白銀千兩為營葬之需。張佩綸丁憂期間，李鴻章邀其「來幕襄助，亦冀其練習時事，他日可不僅托之空言。」

　　張佩綸在天津督署結識了「在外國讀書八年」的曾傅和洋務思想家薛福成，同李鴻章談論了海軍、鐵路等問題，並參觀了天津海防設施，因而眼界大開，張氏丁憂期滿返京複職以後，還與李鴻章函牘往還，通報「當軸消息」，並對李氏舉措多有勸諫。當時外間有李氏「因彼增重」的譏彈，李鴻章極力辯解，說「幼樵人甚伉直，所言未必能盡行，若謂敝處因彼增重，乃朋黨之論，吾亦閱人閱世多矣。」

　　李鴻章除結納張佩綸外，還設法籠絡吳大澂。吳大澂（江蘇吳縣人，字清卿，號恒軒，又號愙齋）是同治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先為其同鄉前輩潘祖蔭的門客，其後又巴結奕譞。李鴻章知其底蘊，假以詞色。翰林清苦，皆思外放。1877年李鴻章奏調吳大澂赴津會辦賑務。翌年吳大澂賑畢返京，經李鴻章論薦堪任監司，蒙恩召對，「奉旨以道員發往山西交曾（國荃）差遣委用」，旋授河南河北道。吳大澂以七品編修一躍而為三品道員，同李鴻章的扶持是分不開的。」

　　李鴻章同慈禧、奕譞和清流派的關係，直到「甲申易樞」以後才發生重大變化。

　　1883年由於法國侵略越南，中法關係日趨緊張。以奕為首的軍機處面對法國侵略，態度軟弱，步調紛亂，遭到禦史言宮的強烈譴責。是年7月慈禧指派奕譞「會商越南事宜」，直接插手軍機處工作，成為恭、醇兩王內廷勢力消長的先聲。12月中法戰爭爆發，清軍節節敗退。翌年4月盛昱上了一份《疆事敗壞請將軍機大臣交部嚴議》的奏摺，意在促使奕等振作精神，力圖補救。但慈禧卻借機黜退奕，撤去他的一切職務，強迫「家居養疾」，並全部改組軍機處，以禮親王世鋒等為軍機大臣；隨即命令「軍機處遇重要事會同醇親王商榷行之」，並以乾隆帝第17子永璘之孫、慶郡王奕劻主持總理衙門。

　　這次軍機大臣全班撤換，是慈禧和奕譞合謀發動的罷斥奕的政變，從而結束了太后垂簾與親王輔政相制約的局面，使慈禧大權獨攬。奕雖然極為不滿，但又無可奈何。奕等被逐出軍機處後，新的軍機處領班大臣世鋒無權，而掌權的奕譞又不參加軍機處議事，於是奕譞便通過他的心腹、工部侍郎孫毓汶處理軍機處各項重大事件。時人評論新舊軍機處是「易中駟以駑產，代蘆服以柴胡」。慈禧、奕譞在利用「清議」罷斥奕之後，認為那些專事搏擊、好為大言的清流派已經沒有什麼價值了，加之隨著李鴻藻退出軍機處，清流派也失去了存在的憑藉。慈禧、奕譞便通過孫毓汶設法把一些頭角崢嶸的清流派首要，派到地方去擔任軍職，「使書生典戎，以速其敗」，因而有陳寶琛、吳大澂分任南北洋會辦大臣、張佩綸出任福建海疆會辦大臣之舉，並對「言事諸臣」橫加整治，使之俯首貼耳。

　　「甲申易樞」猶如「晴天霹靂，不及掩耳」，弄得人心惶惶。李鴻章致函新任總署大臣許庚身說：「內外局勢屢變，皆出人意料之外。賴公等持危扶顛，戟濟艱巨。弟雖謗滿天下，他日或猶得為山野之幸民也。」李鴻章希冀成為「幸民」獲得全終，但有人卻想把他變為「刀下鬼」。是年5月翰林院編修梁鼎芬彈劫李鴻章有六可殺之罪。慈禧、奕譞沒有象罷斥奕那樣懲處李鴻章，反而以「莠言亂政」的罪名，將梁鼎芬革職了事。這種結局主要是由於李鴻章控制著清軍精銳和奕譞向洋務派轉化而推行奕政策所致。慈禧、奕譞對李鴻章及其淮系集團仍然採取既倚重又牽制的兩面政策，奕譞對軍機大臣說：「湘淮素不相能，朝廷駕馭人才正要如此。似宜留雙峰插雲之勢，庶收二難竟爽之功。否則偏重之跡一著，居奇之弊叢生。」李鴻章面對奕倒臺、奕譞「陰握朝綱」的現實，決定趨承慈禧，逢迎奕譞，「以為固寵求容之地」。

　　據時人記載：奕譞「當國十餘年，所設施者有三大政，增加旗餉以固本也；興辦園工以希寵也；大練海軍以強國也。」李鴻章對奕譞的「三大政」，除了「增加旗餉以固本」一項，稍有異議，認為「一時必辦不到」外，對「興辦園工」、「大練海軍」二項都是支持的，當兩者發生矛盾時，李鴻章為了「獻媚宮闈」，甚至不惜挪用海軍經費為慈禧修建頤和園。時人說這種寧肯損害國防建設以博取一人歡心的勾當，「在內醇親王主之，在外李鴻章主之」。與此同時，李鴻章對慈禧聽政的態度也發生了明顯變化。1886年慈禧假意宣佈明年由光緒親政。原來希望因循敷衍數年「以待嗣皇親政」的李鴻章，卻一改常態，「徙殷杞抱」，擔心朝局有變，尤恐慈禧撤簾導致奕譞「引嫌辭遜」，使洋務無人主持，自己失去靠山，因而建議奕譞採取「權宜盡善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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