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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目前最急者,須先添設津海關道一缺,專管中外交涉事件及新、鈔兩關稅務,兼充直隸總督海防行營翼長。至於選將、練兵、籌備海防一節,「尤為目今要務」。畿輔重地,形勢嚴峻,「外人窺伺,內匪竊發,刻刻堪虞」,而綠營官兵腐敗不堪,從中挑選加餉操練,「外貌即似整齊,實恐難當大敵」。因此,他一面奏調淮軍「為拱衛畿捕之師」,一面整飭練軍,裝備近代槍炮,增加洋槍教官,努力提高其戰鬥力。平時以淮軍守衛海口,練軍鎮守內地要衝,一旦外敵入侵,練軍也被調往沿海助戰。

  李鴻章深知「備位近畿」,必得「要路之助」,方能立足。然而,他環顧左右,觸緒增悲。他師事近卅年、「患難相依最久,艱難時局賴共支持」的曾國藩,不幸於1872年3月突然病逝,這使他「憂悸欲絕」,「夜闌依鬥,輒用愀然」。此時此刻,他只能表示繼承乃師衣缽,使「薪盡火傳」,卻再也得不到「仙逝」者的餘蔭了。他原先所賴以疏通慈禧的奕,也江河日下,「晃蕩不能立足」。慈禧對奕採取兩面政策,既讓他主持「權而要」的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又利用頑固派奕譞、李鴻藻牽制他。奕譞是道光第七子,奕異母兄弟,慈禧妹夫,1851年封為醇郡王,1872年晉封醇親王。慈禧把他拉過來,使之由奕的支持者變為反對者。奕譞「疾其兄之專權,久有眈眈之意」。

  李鴻藻(直隸高陽人,字寄雲,號蘭孫),咸豐進士,1861年詔為太子載淳師傅,1864年摧內閣學士,署戶部尚書。慈禧於1865年底把他派入軍機處,使之同奕唱反調。奕「當國,陰行肅順政策,親用漢臣」,李鴻章「尤所倚賴」。然而,奕譞、李鴻藻卻秉承慈禧意旨,抑制奕及其所「倚賴」的李鴻章。1875年1月同治載淳病死,慈禧為了繼續垂簾聽政,獨攬大權,強立奕譞之子、年僅四歲的載湉為帝,改元光緒。奕譞「挾太上之尊,樹用私人,結黨相傾,恭王之勢漸孤」。

  李鴻藻也依仗軍機大臣的職權和門生故舊眾多的條件,「引薦端士」,把大批新進的禦史、翰林聚結在自己周圍,壯大聲勢。這些人自視甚高,大膽敢言,議論風發,專事搏擊,號稱「清流」,有「四諫」、「十朋」等名稱。其中張之洞、張佩綸尤為李鴻藻所器重。張之洞(字孝達,號香濤,晚號抱冰,同治進士)歷任翰林院侍講學土、內閣學士等職。張佩綸(字幼樵,又字簣齋,同治進士)歷任侍講、署都察院左副都禦史等職。他們都是直隸人,李鴻藻籍隸高陽,張之洞祖籍南皮,張佩綸家鄉豐潤,固結門戶,相互利用。時人有雲:「二張一李,內外唱和,張則挾李以為重,李則餌張以為用,窺探朝旨,廣結黨援」,「排斥異己」,主張整飭紀綱,反對列強侵淩,但對「師夷長技」則因人而異。

  清流派的崛起,並不是清政府允許議政的表現,清流派成員也絕不是真能改革朝政、抵抗侵略、打倒權貴的勇士。相反地,清流派是從封建統治階級內部洋務派與頑固派、湘系集團和淮系集團鬥爭的夾縫裡鑽出來的一種輿論力量,實質上是清朝統治者面臨危機時進行調節的工具,是掌握最高統治權的慈禧操縱不同政治派系力量天平上的砝碼,而其主要傾向則是暗中放任「清流」議論時政,當作「公論」、「清議」來牽制奕、李鴻章等洋務派。因而在同光之際,針對奕、李鴻章的政朝迭起。

  1872年禦史李宏謨奏請直隸添設巡撫。11月28日邸鈔刊登上諭說:「禦史李宏謨奏直隸政務日煩請添設巡撫一折,著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按清制,早在乾隆二十八年就裁撤了直隸巡撫,巡撫事務由總督兼任。李鴻章就任直督兼北洋大臣剛剛兩年,李宏謨就奏請直隸添設巡撫,顯然意在削弱李之權勢,牽制李之作為。敏感的李鴻章,一眼就看穿了個中奧秘。他致函友人,大發牢騷:

  直省添設巡撫,言者三條,細按均未著實。吏治須藩臬幫助,巡撫只多一辦例稿之人,即多一意見掣肘之人。軍務本總督專責,巡撫無兵亦不知兵,從何策應?河工雖欽差大臣防護,亦不能不潰決。京官不識外事,偏又喜談外事,言之娓娓動聽,絲毫不關要害。若為複設三口遊說,更為詭詐難測,官民皆窮,萬萬供養不起。曾文正于歸併通商時,曾力持不可添巡撫之議。不料舊話重提,新樣大翻,潞公識慮迥超庸眾,諒能主持一切。鴻章私幸議准,即常駐津門,作一局中閒人,進退綽有餘裕矣。所謂「私幸議准」,「作一局中閒人」,並非由衷之言,其本意是維持現狀,大權獨攬。遵旨會同等議的軍機大臣文祥和吏部意見相左,吏部有意批准,文祥堅決反對。文祥是奕的主要幫手,被李鴻章譽為「旗人中麟鳳」。

  1873年7月末李鴻章在寫給沈葆楨的信中透露:「添設保定巡撫之議,聞系旁人覬覦添缺,遂不顧事理之當否。吏部尚欲准行,經樞垣文相力持不可,似專為遷就敝人者。其實有兩京兆分管二十四州縣,熱河都統分管承德府,直省何曾僅止一督?郭筠仙嘗謂督撫同城,為我朝弊政,與尊論同,非久為歷練者無此卓識也。」

  直隸添設巡撫之事剛剛結束,重修圓明園問題又成為政爭的中心。圓明園位於北京西郊,是清朝皇帝的一座別宮,規模宏偉,景色秀麗。1860年圓明園被英法聯軍燒毀後,慈禧少了一個尋歡作樂的場所,一直悒悒於心。1873年8月慈禧就用親政只有半年的同治的名義下令重修圓明園,說是以示皇帝對皇太后的「孝養」之意,其實是慈禧企圖重圓奢侈豪華的舊夢。當時清王朝剛剛從農民反抗風暴中掙扎過來,百孔千瘡,「民窮已極」,「伏莽遍天下」,「國家要害盡為西夷盤踞」。形勢嚴峻,不該也無力修復如許豪華的名園,要修就勢必搜刮人民的脂膏和大小官吏的錢袋,此實乃致亂之道。禦史沈淮、遊百川首先抗疏反對,接著奕出頭攔阻。但慈禧一意孤行,照修不誤。李鴻章慨歎不已,聲稱「四方甫定,而土木遊觀之工,紛然並舉,民力幾何,徒增憂喟」。他抓住李光昭報效園工木料結訟之事大作文章,支持奕等人的抗爭。原來慈禧派了一個候補知府李光昭向法、美商人購買洋木,以供修復圓明園之用。

  李光昭財迷心竅,所購洋木值銀5萬餘元,但卻虛報為30萬兩。法、美兩國奸商也存心欺蒙,運來一堆朽木爛材。李光昭認為洋商違背合同規定,不肯給價收貨。洋商跑到北洋大臣衙門控告李光昭不履行合同義務,並舉出合同內有「圓明園李監督代大清皇帝立約」字句,一口咬定李光昭是太后和皇帝的代表。1874年8月14日李鴻章上疏把這場官司和盤托出,請示清廷處理辦法。慈禧和同治尷尬萬分,只得拿李光昭開刀,說他「欺罔朝廷,不法已極」,著「即行革職,交李鴻章嚴行審究,照例懲辦」。

  李光昭後被定為斬監候,秋後處死。慈禧原以為這場風波就此可以平息了,殊不料禦史陳彝、孫鳳翔紛紛上疏追究主持圓明園工程的內務府大臣欺蒙之責。慈禧無奈,只得將總管內務府大臣崇綸、明善、春佑革職留任,並於9月9日下令停止圓明園工程,酌量修理三海。當然,慈禧決不會善罷甘休,她為自己美夢的破滅而怨恨,在下令停止圓明園工程的第二天,就用皇帝名義,以召對時「語言之間諸多失儀」的罪名,懲辦奕父子,「革去[奕]親王世襲罔替,降為郡王,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並載澂革去貝勒郡王銜,以示懲儆。」然而僅僅過了一夜,同治又奉慈禧懿旨賞還了奕父子的爵秩。慈禧簡直把奕玩於股掌之上,譴責之以示威,開複之以示恩,致使王公大臣以下敬畏有加。

  光緒初年,在政壇上又發生了「揚左抑李」、「暗傾恭邸」的事件。1880年清流要角、禦史鄧承修上呈《時局艱危請飭調輔巨入贊樞密折》,指責以奕為首的軍機大臣泄遝失職,建議飭調遠在新疆、「志慮忠純」的左宗棠進京,「委以軍國之大柄,使之內修政事,外攬兵權」。他聲稱「當今要務,莫逾於此。」奕也「認為左勝於李」,主張讓左「入贊綸扉」。在奕和清流派看來,左宗棠作為湘系的一個領袖,同淮系首領李鴻章積嫌甚深,加之手握重兵,名動公卿,對外「鋒穎廩廩向敵」,召之進京,既有利於應付因伊犁交涉而激化了的中俄矛盾,又能借助之以牽制或代替李鴻章和奕。所以有人說:「至持清議諸臣以外交事素不愜鴻章所為,知宗棠持議與鴻章左,益揚左以抑李」。左之入京,「明代沈相,暗傾恭邸,其勢其焰,幾于桓溫。」沈相指軍機大臣沈桂芬,時因病故而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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