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31)_苑書義

三一

　　1870年2月，李鴻章回到武昌不久，便奉旨督辦貴州軍務，鎮壓苗民起義，由李瀚章署理湖廣總督。李鴻章對清廷的決策，十分反感，分別致函潘鼎新、曾國藩大發牢騷：「昨奉旨馳赴貴州，督辦軍務，但令整頓川湘援黔各軍，酌調舊部，並未撥給何處實餉。甘軍歲得餉九百萬，鄙人南征無足重輕之地，乃可不名一錢耶？」「軍興二十年，尚不知兵餉為何事，若隻身前往即可了賊者。」他上奏清廷，強調餉事、地勢軍情、採辦轉運困難，不宜貿然前往，懇請「勿責速效」，表示「俟李瀚章到鄂交替，並後路籌有規模，即行啟程，由湘赴黔」。

　　正當李鴻章故作遲迴之際，陝西形勢發生突變，回民義軍擊斃湘軍悍將劉松山，挺進陝西榆綏延各屬，大有同當地所謂「土匪潰勇」聯合抗清之勢。3月中旬清廷決定移緩就急，飭令李鴻章揮師援陝。其實，李鴻章既不願「南征」，也不願「北指」。如果說，他不願「南征」，主要是因為視貴州為「無足重輕之地」，那麼他不願「北指」，就主要是左宗棠的緣故了。左、李各爭雄長，左宗棠把西北視作禁臠，以鎮壓回民義軍為己任，對於李鴻章之來，「頗涉驚疑」，而李鴻章也不願跟左宗棠共事，入陝「即覺味如嚼蠟」。

　　李鴻章對待援陝之命，猶如援黔一樣，採取了拖延戰術，直至7月下旬才到達西安，並且聲稱「願借防秦養拙，作壁上觀耳」。李鴻章到達西安僅僅七天，就接到「酌帶各軍剋日起程馳赴近畿一帶相機駐紮」的密諭，如猿得芋，匆促成行，表示「在陝本為贅疣，藉此銷差，氓然無跡，壹意驅車渡河」。8月末李鴻章在獲鹿縣行次，接到調補直隸總督的上諭，「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至此，李鴻章結束了在湖廣的任職。

　　李鴻章移督直隸，同兩個偶發事件有關。1870年6月21日天津發生了火燒望海樓教堂、毆斃法國領事豐大業等人的教案。奉命查辦的直隸總督曾國藩「謗議叢積」，舊病復發。天津教案尚未了結，江南又起波瀾。8月22日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張文祥刺殺，震動朝野。此事與裁撤之湘軍有關。面對如此嚴重的「內憂外患」，清廷不得不借重李鴻章及其淮軍。清廷起初是讓李鴻章移師入直，預防法國水師侵擾；繼而調李鴻章為直隸總督，以代替調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而湖廣總督一缺，則令李瀚章調補。

　　這次人事變動，標誌著在清朝的政治天平上，李鴻章壓倒了曾國藩。清廷讓曾國藩從直隸移督兩江，顯然是為了推卸天津教案辦理不善之責和借助其威望鎮撫「江表疆，東南財賦」。曾國藩辭讓不就，李鴻章致函勸慰：「穀山近事奇絕，亦向來所無。兩江理大物博，斷非師門莫辦。」「若七年秋不妄更動，或穀山僻在海濱，竟免斯厄。每讀負乘致寇之語，不禁瞿然。江介伏莽最多，非極威重，不足銷無形之隱慝也。」在這裡，李鴻章公然把曾國藩、馬新貽的厄運，統統歸咎於1868年清廷人事安排的失誤，傾吐了長期鬱積於心頭的不滿情緒。

　　清廷諭令李鴻章受代畿篆，意甚深遠。畿輔為首善之區，清朝統治中心。直隸總督系疆臣之首，肩負拱衛京師、就近顧問之責。清廷讓李鴻章移督直隸，首先是想借重由他控制的淮軍。

　　1868年清廷曾因重視練軍，不願勇營參與畿輔防務，而諭令淮軍移撤黃河以南。當時讓曾國藩移督直隸的目的之一，就是借重其經驗，整頓練軍。直隸練軍，始建於1863年直隸總督劉長佑。他用湘軍營制辦法改造綠營兵勇，使之從綠營營汛中獨立出來，單獨成軍。共設6軍，每5營為1軍，軍有統領，下設文武翼長。

　　每營500人，6軍共15000人。直隸練軍雖經曾國藩進一步用湘軍勇營的治軍精神加以改造，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無力單獨保護畿輔。而湘軍早已衰敗，曾國藩督直時並沒有嫡系武裝以作後盾，只得依恃淮系銘軍，擺脫「孤立無助」的困境。淮軍裝備和操練的近代化程度，超越所有清軍而獨佔鱉頭，是當時最精銳的部隊。清廷環顧左右，認識到要確保京師安全，只有借重淮軍。李鴻章不僅是淮軍的統帥，而且具備外交的經驗和才能。正如工部尚書毛昶熙所說：李鴻章「昔在江南，曾能驅策洋將，使為我用。知己知彼，成竹在胸」。

　　清廷以李代曾總督直隸，就是企圖依靠李鴻章及其淮軍安內攘外，防患固本。李鴻章深知清廷用意，也就更加「赤膽忠心保皇朝」了。他上疏「恭謝天恩」，並陳述施政方略。他說：茲蒙簡命，調任畿疆，值海防吃緊之秋，正臣職難寬之日。惟畿輔要區，為皇都拱衛，根本大計，綱紀攸關，稍存瞻顧之心，即昧公忠之義。現在津案未結，河工待修，凡柔遠能邇、練軍、保民諸事，皆當規劃閎遠，非老成碩望如曾國藩不足以資鎮撫。特以江表疆，東南財賦，亟須得人而治。臣雖檮昧，何敢畏難諉卸，上負聖明。惟有勉竭愚忱，一守曾國藩舊章，實力講求，倍矢兢惕，以圖報稱而慰宸廑。

　　在這裡，李鴻章表示決心信守「公忠之義」，遵循曾國藩「舊章」，兢兢業業地作好外交、練兵、保民等各項工作，以報答清廷知遇之恩。

　　9月20日李鴻章到達天津。30日從曾國藩手中接受直隸總督關防印信，從此開始了歷時二十五年的直隸總督生涯。

　　李鴻章上任不久，直隸總督的權勢就有所擴大。10月10日工部尚書毛昶熙呈遞請撤三口通商大巨條陳一折，認為辦理外交通商事務大臣，脫離本省督撫而設專職，「有綏靖地方之責，無統轄文武之權」，地方官往往「坐視成敗」，不肯相助，以致發生嚴重問題，因而奏請撤銷三口通商大臣，所有洋務海防各事宜，著歸直隸總督經管，一如南洋通商大臣之例。奕等總署大臣遵旨議複，支持毛氏建議。11月12日上諭稱：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毛昶熙請撤三口通商大臣條陳一折，洋務海防，本直隸總督應辦之事。前因東豫各省匪縱未靖，總督遠駐保定兼顧為難，特設三口通商大臣，駐津籌辦，系屬因時制宜。而現在情形，則天津洋務海防，較之保定省防，關係尤重，必須專歸總督一手經理，以免推諉而責專成。著照所議，三口通商大臣一缺，即行裁撤，所有洋務海防事宜，著歸直隸總督經營，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以昭信守。其山東登萊青道所管之東海關、奉天奉錫道所管之牛莊關，均歸該大臣統轄。通商大臣業已裁撤，總督自當長駐津郡，就近彈壓，呼應較靈。並著照所議，將通商大臣衙署，改為直隸總督行館。每年於海口春融開凍後，移駐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

　　這次「改定章程」，既解決了直隸總督和三口通商大臣各自為政、互相掣肘的矛盾，使李鴻章身兼二職、「權一而責巨」；又解決了「省防」和「洋務海防」的戰略地位問題，使李鴻章的工作重心，從傳統的「保定省防」轉向「天津洋務海防」。清廷的決策，適應了國內外形墊的變化，有利於推進「洋務」活動和「海防」建設，防患固本。

　　對於清廷此次「變計」，李鴻章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憂在「事煩責重，深虞叢脞貽誤」。他致函曾國藩，傾述「惴懼」之情：

　　通商海防各事歸併，權一而責巨，鴻章才力實不克勝，兼之內無代理箋奏之人，外無堪寄兵政之選。津保分駐，必誤地方，且亦疲於奔命。至三口陵夷已久，振刷為難。思之萬分惴懼，叢傍負咎在指顧間。尚求隨時教掖之。當然，憂慮並非主要傾向。李鴻章清醒地認識到出任內受清廷依寄、外而表率督撫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要職，地位提高了，權勢增強了，因而興奮不已，特地向李鶴章表示「兄以深沐皇恩，遇事必再三慎重。」他遵旨酌議應辦事宜，認為「天下大勢，首重畿輔」，清廷此次「變計」，「詢屬未雨綢繆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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