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29)_苑書義

二九

　　本來，鮑、劉約定2月19日（正月十五）辰刻兩軍發起會攻。但兩人向存嫌隙，鮑輕劉後起之輩，劉賤鮑無謀匹夫。劉銘傳為了搶奪頭功，違約于卯時單獨發起進攻。撚軍先用流動戰術與之周旋，繼而在尹隆河設伏敗之。劉銘傳「衣冠失落」，與各營官幕僚被困待死。鮑超部按預定時間從撚軍背後發動突然襲擊，撚軍轉勝為敗，折損2萬餘人。鮑超救了劉銘傳，但劉銘傳卻以怨報德，反誣鮑超部誤期致敗。

　　李鴻章一味迴護銘軍，不顧事實，按劉銘傳口徑上奏，鮑超被嚴旨斥責虛冒戰功，應負銘軍致敗之咎。而湘系大員因鮑超並非曾國藩嫡系，不但不為其開脫，反而迎合李鴻章落井下石。曾國荃奏稱接戰撚軍為南北兩隊，北強南弱，而銘軍敵北，霆軍敵南，故戰績不同。鮑超憂憤成疾，執意告退，所部32營以遣散了之。霆軍重要將領唐仁廉，挑其精壯，由李鴻章「酌立營制，重整規模」，立仁字營，成為淮軍的一支，從而削弱了湘軍，增強了淮軍的實力。3月東撚軍又在蘄水殲滅湘軍彭毓橘所部，陣斬彭毓橘，至此曾國荃新湘軍主力全部覆沒。這一階段李鴻章實行的主要是陸路蹙圍，但並未能有效地扼制住撚軍的流動。

　　第二階段從1867年6月至1868年1月部署實施運河、膠萊河之防，主戰場在魯東地區。

　　東撚軍乘湘淮軍齊集湖北之際，跳出包圍圈，進入河南，因鑒於陝西就食困難，四川路途遙遠，遂放棄原定西進川陝的計劃，改向山東挺進，於6月在魯軍防守的戴廟附近突破運河防線，直趨膠東半島。山東巡撫丁寶楨疏於運防，奉旨交部嚴加議處。一時言路洶洶。曾國藩認定「大局日壞」，擔心言路不僅糾彈丁寶楨，也可能波及李鴻章，致書勸其忍辱負重，徐徐圖之，「若遇棘手之際，請從耐煩二字痛下功夫」。

　　其實，東撚軍進入運東，正是一大戰略失策，給了李鴻章利用河防蹙之于絕地以良機。劉銘傳、潘鼎新等淮軍將領，一致提出「倒守運河」（即由原來自東岸設防移至西岸設防）之策，李鴻章經過慎重研究決定採納。李鴻章鑒於撚軍深入膠萊一帶，不但部署倒守運河，而且又在膠萊河兩岸增設了內層防線，縮小兜剿圈，企圖把撚軍聚殲於膠萊海隅，萬一撚軍突破膠萊防線，還有運河防線以資保障。在膠萊河防線上，他安置了劉銘傳、沈宏富、董鳳高、潘鼎新四軍46營和魯軍31營，分段防守，每營防地三裡多長。另外還設有機動的後援部隊，全部兵力近5萬人。運河防線則由淮軍周盛波、劉秉璋、楊鼎勳、李昭慶等部和豫軍張曜部、皖軍黃秉鈞、程文炳部負責。

　　為了保障運、膠防線，李鴻章還奏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直隸總督劉長佑率軍防守黃河，由漕運總督張之萬率軍防守蘇北六塘河。這樣，東西南北四面就各以河為險構成了一個包圍圈。但是，東撚軍卻於8月在膠萊防線北端海神廟一帶魯軍防地衝破防線，渡過濰河，使得李鴻章苦心經營的膠萊防線告潰。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山東巡撫丁寶楨不願其轄境變為戰場，對李鴻章的方案虛應故事，甚至蓄意破壞。開始，李鴻章調魯軍31營佈防膠萊河，丁寶楨只答應給11營；李鴻章意在嚴防膠萊河西岸，而丁寶楨卻率軍深入膠東蓄意驅撚出魯；同時丁寶楨還對淮軍進行糧草封鎖，淮軍所到之處，「城寨俱閉」，「辦糧不出」。膠萊防潰後，李鴻章和丁寶楨為了推卸責任，「騰章相詆」，清廷一面進行調解，一面切責李鴻章「詢私諉咎，倒置是非」，「意存忌刻，縱賊誤事」，飭令交部議處。是時言路糾彈，清廷惑於群議，認為「河防不可恃」，曾國藩也勸李鴻章「早思變計」。凡此種種，使李鴻章陷於頗為困窘的境地。

　　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一面主動致書丁寶楨「講好」，一面堅持既定方略。他特別加固運防，親自駐守台兒莊就近督導，並先後設立四支由淮軍精銳組成的「遊擊」之師，計有戰馬8千匹，以騎敵騎，追擊撚軍。這樣，就使東撚軍陷入危殆的處境：它雖然突破了膠萊防線，但仍被困于黃河、運河、六塘河、大海之間的狹窄地帶，「以走制敵」的特長無法施展，屢屢受挫。11月任化邦在蘇北贛榆戰敗被殺。12月東撚軍在壽光海濱一戰折損3萬餘人，精銳喪失殆盡。1868年1月賴文光雖然率餘部突過六塘河，但孤危之中受傷被俘，在揚州被害。東撚軍終於被李鴻章鎮壓下去。這一結局表明，李鴻章的戰略指導是基本正確的。

　　第三階段是1868年上半年在直東戰場與西撚軍作最後決戰。

　　東撚軍在危厄之際，曾向在陝西與左宗棠部對戰的西撚軍緊急求接，西撚軍聞訊即決定離陝東進。張宗禹等原擬率部南出潼關，由豫入魯，後來又考慮到清軍聚集山東，河北空虛，遂決定進軍直隸，威脅京畿，逼迫清軍回救根本，從而達到解救東撚軍的目的。西撚軍經山西、河南進入直隸，於1868年2月抵達保定一帶。清廷大震，急忙調兵遣將防衛京畿。時東撚軍已經敗亡，清軍便得以集結直、東（直隸、山東）戰場與西撚軍展開戰略決戰。清廷特派恭親王奕出面節制，調集欽差大臣李鴻章、左宗棠、都興阿、直隸總督官文、山東巡撫丁寶楨、安徽巡撫英翰、河南巡撫李鶴年所部和京營、天津洋槍隊等10餘萬眾。

　　當時駐在山東濟甯的李鴻章，遇到兩個棘手問題，一是淮軍將領劉銘傳、郭松林、潘鼎新、劉秉璋等紛紛求退，「聚訟不休」，使李鴻章徒呼「奈何」而無法遵旨北援，因此受到清廷拔去雙眼花翎、褫去黃馬褂、革去騎都尉世職的處分；二是與左宗棠積不相能，此次受罰不啻火上澆油。李鴻章憤憤不已，聲稱「左公放賊出山，殃及鄙人。若使辦賊者獲罪，何以激勸將士？侍心如古井，恨不投劾歸去，斷不以目前榮辱介懷。」然而，他迫于所謂「大義」，從維護清朝統治的大局出發，不惜「吃苦受氣」，「再與左公議和，但勿相犯，決不失敬。」淮軍「諸將雖野，尚知尊親」，在嚴旨催迫和主帥勸勉下，除劉銘傳「浩然回裡」外，餘「皆投袂而起」。2月13日李鴻章自濟甯啟程，督師北援。

　　李鴻章有了攻滅東撚軍的成功經驗，在直東戰場基本上是「抄襲舊稿」，使用「圈制」故伎。但是，在直東戰場實施「就地圈制」戰略，卻遇到了相當嚴重的困難：第一，西撚軍鑒於東撚軍的覆轍，有了較高的警惕性，「一聞圍紮」，立即「死力衝突」，「飆疾如風，一瞬即失」，李鴻章「初意擬蹙之懷、衛之間，繼欲扼之衛、黃之交，皆未及謀定而賊已竄逸」，使得李鴻章無法從容佈置。第二，所謂「就地圈制」重在利用地利，但「黃河以北，平坦千里，網羅難使」，雖說「就運河一線設防，蹙之海東一隅，較得地勢」，然而戰線漫長，加之河道水位低，「不能以水為險」，「設防全恃兵力」，但就當時直東戰場的清軍兵力而言，「有守無戰」，難以攻滅西撚軍。

　　面對這種局勢，李鴻章認為「即嚴督諸軍日以追剿為事，能勝賊而未足以滅賊，且久有覆軍疲師之憂」，與其這樣，還不如暫且以守待變。但左宗棠卻不以為然，他力主「追剿」。李鴻章寫信給沈葆楨，批評常以諸葛亮自比的左宗棠說：「諸葛公提偏師從諸將後，到處尋賊，吾謂非計」，「其免於九節度之潰者幾希」。事實上，當時李、左等人的戰略都失之偏頗。李鴻章看來「穩慎」，而實則陷於消極被動；左宗棠主觀上積極主動，但實際上卻不免魯莽操切，這同樣是對撚軍胸無良策的表現。

　　正當他們一籌莫展的時候，不意天公幫了他們大忙，形勢頓現轉機。5月上旬，漳、衛上游，山洪暴發，運河水位陡漲至一丈五六尺。這使清軍在運河防線北段有了水險可恃，並且通過滄州以南的捷地壩將運河水灌入減河，從而增加了自捷地壩至海濱牧豬港全長百餘裡的北面一條水上防線。接著5月中旬「黃水陡漲數尺」，這既使清軍黃河防線得到加強，又使清軍得以在張秋開壩引黃入運，使原來自張秋至臨清二百餘裡乾涸可涉的河段，大水漫灌，「炮船鼓棹如飛，直逼德、景」。此後，「黃水複暴漲，自運河以洎馬頰諸河，無不盈堤拍岸，橫溢四出，流潦縱橫，於是運河一線，遂為金城巨防」。這樣就形成了南以黃河、西以運河、北以減河為憑藉的包圍圈，使撚軍受到致命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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