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28)_苑書義

二八

　　1864年李鴻章還僅僅建議把西方近代工程技術引進科舉，而丁氏「條款」卻把引進科舉的西學內容從近代工程技術擴展為「算學格致」、「機器製造」、「外國情勢利弊、語言文字」，這就為改變八股士人譾陋空疏、學用脫節的積弊以勵實學而拔真才創造了條件。可惜的是，清廷拒絕採納丁氏「條款」，致使八股取士制度依然如故。李鴻章基於「功令所在自應趨就」的考慮，特於1869、1870年分別奏請加廣安徽省文武鄉試永遠中額各1名，加廣合肥縣一次文武學額各3名；加廣江蘇省文武鄉試永遠中額8名。

　　1867年李鴻章會同曾國藩、丁日昌在江南製造總局附設翻譯館。滬局是一所專門製造軍械的兵工廠，而近代軍事技術是離不開數學和其他科技知識的。李鴻章等認為，「洋人制器，出於算學，其中奧妙皆有圖說可尋，特以彼此文義扞格不通，故雖日習其器，究不明夫用器與制器之所以然」，而要弄清其「用器與制器之所以然」，就必須翻譯西方有關工業製造和與之相關聯的實用學科的著作。因此，他們斷言「翻譯一事，系製造之根本。」他們聘請英國偉烈亞力、美國傅蘭雅、瑪高溫同中國專家李善蘭、華蘅芳、徐壽合作，「專擇有裨製造之書，詳細翻出」，業已譯成《汽機發》、《汽機問答》、《運規約指》、《泰西採煤圖說》四種，「擬俟學館建成，即選聰穎子弟，隨同學習，妥立課程，先從圖說入手，切實研究，庶幾物理融貫，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申另勒成書。」這表明李鴻章等倡導圍繞軍事技術而探索西學，並不重視人文科學和其他基礎理論著作的翻譯。

　　§督師「剿撚」

　　從1866年底開始，李鴻章在繼續推進「自強」活動的同時，披掛上陣，取代曾國藩肩負起督師剿撚的重任，公然把「自強」與「剿撚」緊密地結合起來。

　　太平天國失敗後，撚軍成了反抗清朝統治的主力。1864年12月撚軍與太平軍遵王賴文光部會合，撚軍首領張宗禹、任化邦等共推賴文光為統帥，「誓同生死，萬苦不辭」。賴文光按照太平軍的兵制、紀律和訓練方法，整編了撚軍，並把「披霜蹈雪，以期複國於指日」作為奮鬥目標。賴文光根據撚軍精騎善走的特點，創造出一套步騎結合、靈活機動的運動戰戰術，出奇制勝，擊斃僧格林沁，打敗曾國藩。但是，由於全國革命形勢低落，賴文光深感「獨立難持，孤立難久」。1866年10月撚軍在河南杞縣、陳留附近決定分為東西兩支：由賴文光、任化邦率領的一支，繼續在山東和中原一帶堅持鬥爭，稱為東撚軍；由張宗禹率領的一支，「前進甘、陝，往連回眾，以為犄角之勢」，稱為西撚軍。就是在這種形勢下，李鴻章走上了剿撚前線。

　　曾國藩成了撚軍的手下敗將，而李鴻章卻用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就把撚軍投入血泊之中，這除了撚軍內部的消極因素起著作用之外，主要是因為李鴻章妥善地解決了糧餉供應問題和靈活地實施了「劃河圈地」、「以靜制動」的戰略方針。

　　李鴻章深知糧餉與用兵的關係。他在奉命督師剿撚之初，就上疏聲稱：「臣從軍十數年，稔知軍情利鈍之由，其樞紐不在賊之難辦，而在糧餉軍火之按濟。」他賴以剿撚的糧餉軍火，主要是依靠曾國藩在兩江籌措的。當時後路有四大糧台，即設于祁州的「山內糧台」，設於安慶的「江外糧合」，設于南京的「金陵糧台」和「北征糧台」，全為兩江總督一手統轄。在兩江地區，江蘇最為重要，「銀米器械所自出，楚勇淮勇之根本」。李鴻章屬僚郭柏蔭署理江蘇巡撫，丁日昌出任布政使專理餉務，頗為得力。從個人關係看，曾國藩並不喜歡丁日昌等人，但他從籌餉以支持剿撚軍務著想：對其採取寬容態度，而不加掣肘。

　　至於餉源，除各地厘金為大宗外，江海關稅亦屬可觀要項。原先撥歸淮軍的江海關洋稅為一成，1867年由曾國藩奏准增至兩成（其中一成直接濟軍，一成撥歸江南製造總局專造輪船）。曾國藩向李鴻章報喜說：「兩成洋稅奉旨諭允，今歲餉事似不至誤。」李鴻章聞訊大為感奮，立即覆信道謝，說「前敵淮軍月餉，經吾師竭力經營，洋稅兩成，鴻章上年屢商總署截用，復函動色相戒，茲竟奉旨俞允，固由天鑒忠誠，亦疏稿剴切有以致之也。今歲九關當不甚缺，但望提早趕解。」當時黃淮地區「枯旱至數十年所未有」，「淮南稻未浸種，河北麥已幹死」。在這種所謂「亂機漸長」的情勢下，曾國藩在後方籌措糧餉支援前敵，事體至關緊要。

　　李鴻章在剿撚中，還根據戰爭態勢的變化，靈活地實施了曾國藩所制定的戰略方針。曾國藩剿撚方略的基本原則是「以靜制動」。在以前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中，「以靜制動」是作為戰術原則為「以上制下」的戰略方針服務的。及至與撚軍作戰，情況就有所不同，撚軍沒有象太平天國那樣相對穩定的根據地，單純的流動的軍事鬥爭，「以走制敵」，為撚軍的最大特點。李鴻章說」撚逆狡猾善走，我軍急進則疲乏，或為所乘，輜重或為所掠。又彼可到處擄糧，而我須裹糧前進。迨交鋒一不敵，則轉瞬數百里」。湘淮軍恰恰相反。曾國藩嘗說：湘軍「行兵之例，每日行軍支帳埋鍋造飯，不向州縣索米供應，略師古法，日行僅四十裡或二三十裡。

　　李鴻章之淮勇亦仿楚師之法，其步步穩妥在此，其行軍遲鈍亦在此。」面對這種情況，曾國藩一改僧格林沁「威力追剿」的方針，確定了「以靜制動」的戰略方針。在具體部署上，有所謂「四鎮六遊」之說。他以安徽臨淮、江蘇徐州、山東濟甯、河南周家口四處為「老營」，「各駐大兵，多蓄糧草子藥，為四省之重鎮，一省有急，三省往援」，並增設了六路「遊擊之師」，負責「追剿」，所謂「六遊分進，梭織不斷」。在此基礎上，他又東在運河、西在豫東的沙河和賈魯河設立「河防」，力圖圈制撚軍。在地方上則「查辦民圩」，加強堅壁清野和治安防範，割斷撚軍與人民群眾的聯繫，「以清根本」。

　　曾國藩意在以湘淮軍之長，克撚軍之短，應該說是極為毒辣的。但是，對於這種部署，特別是沿河堤築牆設防，「聞者皆笑其迂」。時在後方的李鴻章也不以為然，致書襄辦曾國藩軍務並建河防之策的劉秉璋諷刺說：「古有萬里長城，今有萬里長牆，不知秦始皇千年後遇公等知音。」然而，當他掛帥剿撚後，揆情度勢，才體察到曾國藩戰略部署的深意。縱觀李鴻章剿撚戰略的實施，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866年12月至次年5月間實施「臼口之圍」，主戰場在湖北。

　　李鴻章掛帥剿撚之初，只是提出了「用謀設間，徐圖制賊」的原則性設想。而當時東撚軍在突破曾國藩的賈魯河、沙河防線後，迅速進入湖北，企圖「長驅西上，一入四川，居已蜀之利，一上紫荊關，合張宗禹攻陝西」。東撚軍集給在湖北鐘祥臼口一帶，擁眾10余萬。李鴻章認定這是聚殲撚軍的好機會，於是調動湘淮軍7萬餘人「分路並進」，其中包括湖北巡撫曾國荃的新湘軍。1867年1月撚軍先在安陸府羅家集擊敗松字營，重傷統領郭松林。半個月後，又在德安府楊家河殲滅樹字營，陣斬悍將張樹珊。2月雙方主力在安陸府尹隆河進行決戰。清軍主力一是劉銘傳所部銘字淮軍，一是鮑超所部霆字湘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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