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24)_苑書義

二四

　　但是，這場政治風波平息剛滿一年，曾國藩就因被撚軍打得狼狽不堪，而愧懼交加，稱病請求開缺。清廷深知只有換馬，才能消滅撚軍，因而於1866年12月7日命曾國藩仍回兩江總督本任，授李鴻章為欽差大臣，專辦「剿撚」事宜。李鴻章對母親說：「曾夫子自謂剿撚無功，精力太衰，不能當此大任，屢請罷斥，當蒙聖上照準，命曾夫子回兩江總督任，授男欽差大臣，專辦剿撚事宜。」

　　翌年2月15日清廷任命李鴻章為湖廣總督，仍在軍營督辦剿撚事宜，調湖南巡撫李瀚章為江蘇巡撫，命署理湖廣總督，以李鴻章的僚屬郭柏蔭、丁日昌分別署理江蘇巡撫和出任江蘇布政使，又以曾國藩的至友劉崐為湖南巡撫。這種人事安排，目的在於安撫湘淮兩系，使三江、兩湖連為一體，便於籌措剿撚軍餉和穩定後方基地的政治軍事局面。著名學者俞樾致函李鴻章表示祝賀：「曆觀載籍，無此遭逢，洵竹帛之美談，衣冠之盛事。」而這也正是李鴻章努力籌謀的戰略大計。他早就指出，欲圖中原，東路以江蘇為根本，西路以湘鄂為根本，「庶可大可久之計。」現在由於三江、兩湖的地方實權落入湘淮之手，李鴻章終於如願以償了。

　　§引進「制器之器」

　　從1864年「用滬平吳」戰爭結束以後，李鴻章憑藉江蘇巡撫、署理兩江總督的權勢，把「自強」活動推進到一個新階段。

　　李鴻章留心考察中外國情，逐漸形成了中國封建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的優劣觀。他對清廷說：

　　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

　　中國文物制度，迥異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於勿壞者，固自有在。在李鴻章看來，中國的封建政治經濟制度和孔孟之道是盡善盡美的，「迥異外洋獉狉之俗」，惟有軍隊的武器裝備遠遜於外洋，因而造成了「厝火積薪，可危實甚」的局面：「外國利器強兵，百倍中國，內則狎處輦轂之下，外則佈滿江海之間，實能持我短長，無以扼其氣焰。盱衡當時兵將，靖內患或有餘，禦外侮則不足。」面對著這種險惡形勢，李鴻章依據儒學傳統中「窮則變，變則通」的原理，說明了中國因時變通的必要，並闡述了變通的本末觀。

　　他說：「顧經國之略，有全體，有偏端，有本有末。」他一面斷言中國封建的「文物制度」為「郅治保邦」之本，主張遵循儒家傳統治略，內修政事，藉以緩和階級矛盾，鞏固封建統治秩序：一面讚賞西方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主張創辦近代軍事工業，仿造外洋槍炮，引進「制器之器」，並進而造就掌握先進工程技術的人才。他說：「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確實抓住了問題的要害，為中國跨過用手工製造機器的階段、加速實現從手工製造到機器生產的轉化開闢了道路。不過，他把西方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工程技術看作「末」，認為「取外人之長技，以成中國之長技」僅屬「治標」性質，目的還在於固本。他向清廷明確表示：「必謂轉危為安、轉弱為強之道，全由於仿習機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見。……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標，非謂培補修養之方即在是也，如水大至，不得不繕防，非謂濬川澮、經田疇之策可不講也。」這表明李鴻章在追求西方文明的後面有一種更為強大的動力，「即對中國文物制度和傳統哲學的不可動搖的信念」。

　　李鴻章主張「學習外國利器」，仿造外洋船炮，創辦近代軍工企業，實現軍隊近代化，目的之一是為了縮小中外軍事力量對比時差距，抵禦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他聲稱「機器製造一事，為今日禦侮之資、自強之本」。當然，除了「禦侮」之外，李鴻章還抱有鎮壓國內人民、延續清朝壽命的強烈願望。他對清廷說：中國殘寇未滅，「官兵陳陳相因之兵器，孰與禦之？鴻章所為每念及此，不禁瞿然起立，慨然長歎」。

　　李鴻章認為要改變清軍武器裝備「陳陳相因」的局面，鎮壓所謂「潛師洋法」的「不肖之徒」，維護清朝封建統治，就必須仿造外洋船炮，建立近代軍工企業。李鴻章清醒地認識到，「學習外國利器」，阻力重重。列強對先進武器「禁不出售，價值過昂」，而中國倘要仿造船炮，「外國疑忌譏嘲，皆所不免」。他對清廷說：

　　中國因循積弱之由，已非一日，忽焉改其故步，從彼問津，發憤自強之一念，豈能瞞過彼人，初或含慍不言，久必藉端造釁。然外洋軍火機器，運售無禁，彼既恃其擅絕之技，不妨炫奇於中上；其中又有獨神之用，不畏盜法之有人。且機器之巧，兼備百工之妙，人門有得，自歸一貫之中。在我心摹手追，固專注於軍火製造；而向彼開宗明義，當旁參於日用便民。如紡織、刷印、陶埴、代耕、濬河之類，必有機器房可以分往學習，而軍火自可類及。善為說詞，不見有機心之流露；則相忘無事，不遽啟彼挨之驚疑。

　　李鴻章擔心列強「藉端造釁」，並非杞人憂天；然而他所設計的對策卻是幼稚的。一靠「盜法」，二靠從學習「日用便民」機器入手而「類及」軍火製造，固然可能收效于一時，但又怎能長久「瞞過彼人」使之不遽「驚疑」而允許中國掌握其軍火製造的「秘法」呢？

　　「學習外國利器」的阻力，除了列強之外，還來自國內的頑固守舊勢力。當時因循守舊的風氣彌漫全國，蒙昧無知而又侈然自大的官僚士大夫們盤踞要津。這些頑固派承襲著「神明華胄」的榮光，昏睡於「天朝上國」的迷夢，閉目塞聽，不知道世界形勢的變化，不承認中國的衰弱，他們站在古舊的封建主義立場上，攻擊李鴻章等洋務派「舍己從人，變亂成法」，「用夷變夏」，幻想把中國拖回到閉關自守的一統天下的舊時代裡去。

　　李鴻章深知只有取得清廷中樞的支持，才能排除頑固派的干擾，實現「自強」的理想。他把目光投射到奕、陳廷經身上，企圖通過他們打通清朝最高統治者慈禧這道關節，開拓「自強」之路。由於「扶傾定危」而烜赫一時的奕，以議政王的名義，掌管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總攬內政外交大權。他輔佐慈禧，倡導「自強」，力圖使日益衰微的大清王朝得以「中興」。1864年5月李鴻章致函以奕為首的總理衙門，闡明了關於學習外國利器、引進外國「制器之器」和培養自己「制器之人」的「自強」主張；抨擊了頑固守舊勢力，論證了「皇然變計」的必要性。他指出：

　　中國士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一旦豁然貫通，參陰陽而配造化，實有指揮如意，從心所欲之快。他以海外區區小國日本及時改轍向西方學習而獲得成功為例，斷言中國一向講求「窮極而通之故」，理應並完全「可以皇然變計」。

　　奕等認為李鴻章「思慮防微」，與他們的想法不謀而合，因而於6月特地上疏陳言，並「將李鴻章來函錄呈御覽」。他們指出：「查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現在應該以「剿賊」為名，「將外洋各種機利火器實力講求，以期盡窺其中之秘，有事可以禦侮，無事可以示威。」他們請飭火器營於曾經學制軍火弁兵內揀派武弁3名、兵丁40名，發往江蘇，交李鴻章差委，專令學習外洋炸炮炸彈及各種軍火機器與制器之器，「務得西人之秘」。慈禧讚賞奕等人的主張，當即下諭批准奕等人的建議。慈禧的這一舉動，固然是出於加強滿洲貴族軍事力量的需要，但她肯定練兵、制器以圖自強的方針，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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