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23)_苑書義

二三

　　1865年7月江蘇吳江人、內閣中書殷兆鏞和江蘇常熟人、給事中王憲成先後上書抨擊李鴻章在江蘇「霸術治民」，「恃功朘民」，「不聞德政，惟聞厚斂」，歲入厘捐達4000萬兩，罪不容誅。清廷據奏諭今「李鴻章將不肖委員嚴加裁汰，厘卡仍以歸併為主，俟軍務肅清，再行次第裁撤」，並將江蘇厘捐收支情況「造冊報部覈銷」。這可以說是李鴻章躋身封疆之後遇到的第一次政治危機，因而「愴惘」不已。曾國藩也憂心忡忡，致書規勸：「惟末世氣象，醜正惡直，波瀾撞激，仍有尋隙報復之慮。苟非極有關係，如糞桶捐、四千萬之類，斷不能不動色相爭，此外少有違言，即可置之不問。……總宜處處多留餘地，以延無窮之祐。」但是，李鴻章卻深知問題的嚴重性，決意不顧「合詬忍尤」的師訓，以攻為守。他致函友人說：

　　自殷兆鏞奏稿發鈔，知者鹹為不平，不知者藉以嚇制，而吳人或因此造謠抗鬧，鄙人別無他計，做一日官，帶一日兵，即辦一日厘捐，與其病農，不如病商，況非真病也。如有旨離任督剿，必請責成後來者為辦厘餉，否則必另撥有著之餉，否則棄軍撤官可也。

　　李鴻章首先安定僚屬，說「我輩所爭在是非不在利害，在理不在勢」，其咎與怨皆鴻章一人任之，惟賴諸公隨時確查弊端，就近整頓，以匡不逮。隨即複奏辯駁，指責王憲成「不識時務」，殷兆鏞「意存傾陷」，聲稱「殷兆鏞以蘇屬巨紳，為貴近之臣，不以國家大局為念，乃倡為浮議，肆口詆誣，上以眩惑朝廷之聽，下以鼓動愚民之氣，遠近傳播，使有藉口，以遂其背公藐法之私。臣因不能不寒心，以後官斯土者，更無所措手。」

　　李鴻章所以敢於抗疏辯護，是因為他自信前此有功於清廷，並看准清廷有賴於自己籌劃剿撚的調兵、集餉事宜。他抓住時機，全力反擊，「聊表心跡，以觀上意之從違為進退耳。」清廷從維護自身統治的大局出發，對於李鴻章及其淮軍，既想操縱之以為己用，又要抑制之以防不測，因而敷衍了此公案，雖然詔責殷、王等假公濟私，要譽鄉黨，但又以宏開言路為由，對殷、王等免于嚴譴。這種結局，李鴻章竟然以為「怨謗」「已蒙昭雪」，說詔旨「以厘卡斷不可裁，殷王騰謗非是公明正大，令人感激涕零」。

　　李鴻章以江督身份駐節的南京，原為六代繁華的江南名城。湘軍攻佔南京後，秉承曾國荃意旨，對所謂「從賊者殺無赦」，「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掃數悉於湘軍」。曾國荃手下幹將蕭浮泗從天王府「取出金銀不貲，即縱火燒屋以滅跡」，結果「十年壯麗天王府，化作荒莊野鴿飛。」移督兩江的李鴻章交織著憂憤與悲傷之情供認：金陵一座空城，四圍荒田，善後無從著手，節相（曾國藩）以蕭[何]曹[參]清靜治之。何貞翁過此雲：誼竟廢棄一切，另移督署於揚州。」雖似奇創，實則無屋無人無錢，管（仲）葛（諸葛亮）居此，亦當束手。沅翁（曾國荃）百戰艱苦而得此地，乃至婦孺怨詛，當局固無如何，後賢難竟厥施，似須百年方冀復舊也。

　　面對這種「無屋無人無錢」的慘景和「婦孺怨詛」的局蟄，李鴻章採取了某些恢復生產和穩定封建統治秩序的措施。封建士大夫們把這些措施吹噓成所謂「尊主庇民」的「惠政」。直至李鴻章死後，兩江總督劉坤一還在《江寧奏建專祠疏》中進行讚譽。

　　李鴻章署理江督，雖然勵精圖治，但因地位不穩，時間較短，成效甚微。他受命剛滿5個月，就突然奉命赴河洛防剿，兼顧山陝門戶，以漕運總督吳棠署理兩江總督，李宗羲、丁日昌遞署漕督、蘇撫。清廷此舉，用心險惡。從軍事上說，時值撚軍主力從安徽轉進河南，向西運動，而曾國藩則側重東路，無力西顧，清廷擬調李鴻章督帶號稱洋槍精整為淮軍之冠的楊鼎勳等部馳往河南、山西、陝西三省邊境，「備回剿撚」，以防止撚軍和西北回民義軍聯合抗清。從政治上說，「江督天下大缺，樞廷部臣衣食所擊（系）」，豈能讓曾、李久居？清廷陰謀一石二鳥：通過獨立於湘淮集團的吳棠奪取李鴻章手中的兩江地方實權，利用淮系李鴻章牽制湘系曾國藩，以防「內輕外重」。

　　曾國藩、李鴻章看穿清廷用心，採取堅決抵制的態度。曾國藩接奉廷寄，認為「措置太驟，竟日為之不怡」。他未經與李鴻章協商，就上疏抗爭，聲言「目下賊勢趨重東路」，清軍「自當以全力專顧東路」，「諭旨飭李鴻章視師河洛，該處現無可剿之賊，淮勇亦別無可調之師」，「臣今所倚以辦賊者，全賴淮勇諸軍，供其指麾，李鴻章若果入洛，亦豈肯撤臣佈置已定之兵，挾以西行，坐視山東、江蘇之糜爛而不顧」。認為李宗羲「廉正有餘，才略稍短，權領封圻，未免嫌其過驟」。丁日昌「雖稱熟習夷務，而資格太淺，物望未浮」，難勝其職。李鴻章接奉廷寄，「反復籌思，似難盡妥」。他在《複方比部》中說：

　　此間疊奉批諭，督師河洛，自為秦晉門戶起見，不知撚逆大股盡竄東徐，其張總愚一支留南陽者，尚非悍眾，豫楚諸軍當足制之。鄙人於西北形勢生疏，而所部各軍盡調歸爵相四鎮之內，冒昧前去，非特遷地弗良，豈忍奪爵相已成之局，諸將聞弟視師，必皆舍彼就此，一軍兩帥，牽制殊多，況餉源全恃吳中，付託非人，轉運接濟終必匱乏，恐於前敵無甚裨助，而東南全域先自動搖。由此可見，李鴻章之所以拒絕視師河洛，是因為撚軍主力業已揮師東指，同時擔心「一軍兩帥，牽制殊多」，而且也害怕失去對協源重地兩江實權的控制。他致函曾國藩，先後提出兩種應付方略。

　　11月2日，即在接到清廷命令的第三天，他懇請曾國藩對於兩江的人事安排「熟籌密陳」。他認為倘若自己視師河洛，吳棠必爭江督一席，而吳棠「滿腹牢騷，用人行政必多變局」。吳棠（字仲宣）是安徽盱眙（今屬江蘇）人，曾任南河、桃源、清河知縣，署邳州知州，1861年升江寧布政使，兼署漕運總督。他早年曾有德于貧窮未達的葉赫那拉氏家庭，因而慈禧垂簾聽政後，「聖眷頗隆」。李鴻章雖然恭維吳棠為「天子知名淮海吏」，是自己的「金石至交」，但考慮到吳棠既是慈禧親信，又被曾國藩貶為「殊憒憒」，因而從派系利益出發，反對吳棠署理江督。

　　他借助別人之口，道出自己的心聲，建議調李瀚章為蘇撫兼通商，而以丁日昌為蘇藩，或調李瀚章署江督，而仍以丁日昌兼蘇撫通商。李瀚章是他的胞兄，丁日昌「洋務既熟」，又與淮軍「息息相關」。在他看來，只有他們才能穩定東南大局。他勸告曾國藩在擇人問題上，「不可一味隱忍，此尤關係至要者。」11月4日他再次致函曾國藩，表示最好是維持現狀，否則就彼此對調。所謂對調之說，是李宗裁提出的。李宗羲（字雨亭）深得曾國藩信賴，1858年調充營務處，1865年薦擺江寧布政使。他從湘系利益出發，提議曾、李對調。李鴻章對曾國藩說：

　　頃於雨亭專差遞函，附呈鈞察。師門回任，此間亦多此議。鴻章深以為然。惟前次叩送時，奉諭決不回任，故不敢擬議及之。若朝廷即照目前局面，勿急更調最好。而鴻章恐貽貪位避難之譏，必不得已仍照雨亭所擬，請以鴻章代吾師剿賊，如尊意肯俯徇眾望，回駐金陵，則後路大局，滿盤俱活，不致掣動，此必待請示而後敢行，伏乞明訓。曾國藩既然早有「決不回任」的表示，至今就只好主張維持現狀了。因而，李鴻章便於11月25日複奏，婉轉要挾清廷，說視師河洛，有「兵難遠分，餉難專恃，軍火難常接濟三端」。清廷鑒於曾、李的這種態度，不敢強制，只得下諭：「該大臣等均能詳察縷陳，使朝廷洞悉此中利害，實為有見，現在賊勢趨重禹城，張樹珊等攻剿正急，而南陽僅止張總愚一股，自不必再為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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