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22)_苑書義

二二

　　清廷接受李鴻章關於減賦和革除大小戶名目的意見，下令蘇松太減三分之一，常州、鎮江減十分之一，並嚴禁大小戶，聲稱「儻仍有大戶包攬短交等弊，即著該地方官執法嚴辦，毋稍寬客」。

　　蘇松太常鎮五屬減賦後，實際得利的主要是地主，而佃農雖應受益但並未「蒙其惠」，因為地主破壞了康熙四十八年有關蠲免錢糧的規定。據1881年蘇州士紳潘遵祁等披露：「同治三年，恩減漕糧，城中紳業，格外體恤，將業主應免十分之七，盡數蠲入佃戶，而鄉業將佃戶應免十分之三，概行吞沒入己」。這是農村地主公然藐視國法之一例。有的地主則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聲言減租，以虛額之數，畝減其三鬥，故向止一石二鬥而無增者，今亦一石二鬥。而又將催甲等錢，增入一二升於其外。」

　　至於大小戶名目，雖屢經諭禁，但並未革除，可謂名亡實存。以元和而言，官府公然設立兩種徵收錢糧的糧櫃，「糧櫃設於堂，而又有所謂內櫃者，則以堂櫃為外櫃」，「內櫃可減成，猶大戶也，外櫃則全完，猶小戶也，特避其名耳」，「內櫃皆紳及富室之強者，其費省，外櫃則富之懦老與鄉里小戶屬焉。」李鴻章也供認：「蘇松錢漕最重，自減賦改章後，大戶仍不免包抗，州縣更加苦累，此亦積重難返之勢。」

　　由此可見，李鴻章雖然試圖在政治經濟領域有所作為，但因限於主客觀條件而成效甚微，1865年統治營壘中間就有人抨擊李鴻章「戰功雖著，而子惠未孚，百姓之流離者未盡收恤，地畝之荒蕪者未盡開墾，不聞德政，惟聞厚斂。」有人拿左宗棠與李鴻章相比，斷言「左公吏冶實勝李數十倍」。

　　李鴻章為了儘快地恢復和穩定封建統治秩序，除了在政治經濟領域採取了相應的措施之外，還特別注意加強思想文化方面的工作，力圖用功名利祿籠絡知識分子，用「尊孔讀經」「化民成俗」。

　　1864年李鴻章在蘇撫任內，根據蘇州、太倉諸紳的要求，為便於士子參加歲考和科考，興建蘇州試院，派馮桂芬負責籌劃，並以蘇州籍的宋代賢臣范仲淹勉勵諸生，取名景範堂。他還特地撰寫《蘇州試院記》，以資紀念。

　　同年曾國藩奏准補行鄉試，李鴻章作為江蘇巡撫，例應輪派監臨。他對自己能以皖人而監臨江南鄉試頗為得意，致函其師說：

　　「監臨本無可諉，又蒙殷殷見屬，而皖人謂程梓庭、楊安卿兩先生後，續成佳話。」「科場事宜，承為經畫周密，鴻章此行，殆如新婦回娘家之逸樂也。」他還作了《甲子仲冬監臨入闈感賦七律四首》，以表達其難以抑制的興奮心情。

　　除此之外，李鴻章還在蘇州建複紫陽書院，改建正誼書院，分別聘請俞樾、馮桂芬主講席，「課四書文、試帖如舊制」。

　　第三章　自強與剿撚

　　§署理江督節制兩湖

　　1864年7月19日湘軍攻陷天京，標誌著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農民運動開始退潮，清朝封建統治渡過難關而趨向穩定。南方的太平軍餘部、北方的撚軍以及西北的少數民族起義雖然繼續堅持數年之久，但已經無力扭轉乾坤了。

　　經過農民運動風暴的掃蕩，愛新覺羅氏皇權趨於衰落，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漢族地主官僚嶄露頭角。漢族地主官僚建立的湘淮軍取代了經制軍八旗兵和綠營兵的地位，許許多多湘淮軍將領一躍而成為督撫、提鎮等地方軍政大員，中央政府對武裝力量和地方政權的控制大大削弱。以慈禧為首的清廷對曾、左、李等漢族地主官僚既不得不依靠之以支撐危局，又鰓鰓然限制其坐大以防範內輕外重之患。

　　在湘軍攻陷天京之後，曾國藩與清廷的關係驟然緊張起來。清廷深切地感到自己統治的最大威脅並不是太平夭國餘波，而是手握重兵、廣攬利權的曾國藩。當時曾國藩總督兩江，督辦江、浙、皖、贛四省軍務。他所創建的湘軍已增至30萬眾，他直接指揮的湘軍包括其嫡系曾國荃部在內亦多達12萬人。他還控制著皖、贛等省厘金和數省協餉。他因「用事太久，兵柄過重，利權過廣，選者震驚，近者疑忌」。而權勢遠在曾氏之下的左宗棠、李鴻章等同清廷的矛盾則降到次要地位。

　　清廷為了防止曾國藩的權勢繼續膨脹而同自己分庭抗禮，便採取了壓抑曾國藩兄弟，扶植左、李等人與之抗衡的分而治之的策略。1864年11月6日即在湘軍攻陷天京尚不到4個月的時候，清廷突然命令曾國藩前往皖、鄂交界「督兵剿賊，務其迅速前進，勿少延緩」，而改派李鴻章署理江督事。曾的幕僚趙烈文為此發出「殊咄咄可怪」的驚呼，曾國藩本人也「意殊寥落」。雖然不及一月清廷就收回了成命，但此舉卻是明顯的楊李抑曾。

　　長期浮沉宦海的曾國藩，鑒於「自古握兵柄而兼竊利權者無一不凶于國而害於家」的慘痛教訓，認識到「遠權避謗」的重要和追切性。他對曾國荃說：「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則漸漸可以收場耳。」裁湘留淮就是他「以退讓二字保全晚節」的主要措施之一。他認為裁湘留淮既可消除清廷疑忌，又能借助淮軍「以濟湘勇之窮」，穩操兵權，從而保住自己在清朝統治集團中的地位。他致書李鴻章說：「惟湘勇強弩之末，銳氣全消，力不足以制撚，將來戡定兩淮，必須貴部淮勇任之。

　　國藩早持此議，幸閣下為證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須培養朝氣，滌除暮氣。淮勇氣方強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則宜多裁速裁。」李鴻章既窺見到清廷的用心，又看穿了曾國藩的真實意圖，因而決定投雙方之所好，坐收漁人之利。他深知在專制制度下「兵制尤關天下大計」，淮軍興衰關乎個人宦海浮沉。他致函曾國藩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決策，說「吾師暨鴻章當與兵事相終始」，淮軍「改隸別部，難收速效」，「惟師門若有徵調，威信足以依恃，敬俟卓裁。」由於曾、李達成默契，所誤戰機，曾國藩曾宣言批評道：

　　目下淮勇各軍既歸敝處統轄，則閣下當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處私有請求，批令概由敝處核奪，則號令一而驅使較靈。……以後鄙人於淮軍，除遣撤營頭必須先商左右外，其餘或進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參，或添勇，或休息假歸，皆敝處逕自主持，如有不妥，請閣下密函見告。

　　經此波折，李鴻章雖然有所收斂，但並沒有屈服。他在受到曾國藩批評後，致函潘鼎新說：「湘軍將帥，藐視一切淮部。如後生小子亦思與先輩爭雄，惟有決數死戰稍張門戶。」怨恨之情，溢於言表。

　　李鴻章在調兵的同時，還以後路籌餉自任。自1865年6月起至1867年1月止，督軍剿撚的曾國藩實收餉銀11069802兩，報請核銷總數則為11026452兩，結餘43350兩。這筆鉅款主要是由李鴻章負責在江蘇籌集的。當時兵餉「根本在吳」，而厘金為其大宗。李鴻章認為蘇省瘡痍之後，農田荒廢，錢漕多請蠲緩，「正項既不足以養兵，必須厘金濟餉」。當時只有商業尚未減色，抽厘助餉，各省皆然，何況江海通衢，「利無钜於此者」。李鴻章依仗權勢，橫徵暴斂，引起江蘇士紳的強烈不滿和嚴厲彈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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