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21)_苑書義

二一

　　李鴻章還令各鄉鎮設難民局，「收養流離失所之民」。

　　請看無錫的慘景：無錫雖然設了難民局，但因「米珠薪桂，終難周全，冬春之饑寒交追，夏秋之暑濕薰蒸，病死無數，非獨殮無棺木，葬亦開千人坑埋之。且夫役扛屍，嘗以兩屍為一杠，甚至有未氣絕者，夫役曰：『帶去。』或能言未死者，則曰：『早晚一樣。』竟帶去埋之。」

　　由此可見，所謂難民局，名曰「收養」實則殘害「流離失所之民」。

　　以李鴻章為首的在蘇南復辟的地主政權，積極維護地主利益，沒收所謂「逆產」，清查廬舍田地，各還原主，尚未查得業主者，等業主續歸，再行給還。因而那些曾在革命風暴打擊下一度成為「驚弓之鳥」的大大小小的地主們，現在又依靠封建政權捲土重來，回竄鄉里，奪田追租，劫掠農民財產。他們有的自稱「原主」，隨意圈佔荒地；有的乘農民「無以自存」之際，趁火打劫，以極低的代價，「購買」農民的大片土地；有的勾串地保、胥吏之類，任意「飛詭侵挪」。

　　李鴻章面對被兵地區「人民稀少，田野荒蕪，蚩量孑遺仍多凍餒而死」的嚴酷現實，為了儘快地恢復和穩定封建統治秩序，還採取了「招墾升科」和「蠲減錢漕」的措施。

　　李鴻章深知欲複元氣，應首重農功，而要恢復農業生產，就必須招徠農民，墾辟荒田。1863年12月李鴻章攻陷蘇州後，採取「招墾撫恤」政策，「資遣難民回籍十余萬人，併發牛種，招集流亡墾荒。」他的丁未同年溧陽陳鼐時在幕中，「贊襄其事甚力」。李鴻章雖然「日與官紳謀所以招墾撫恤之方，但苦無款可籌」，加之沒有妥善章程，未能切實籌辦，因而成效甚微。

　　除「招墾撫恤」外，李鴻章還在蘇南因地而異地奏准暫行「豁免錢漕」或永久裁減糧賦浮額。1863年6月始而奏准豁免太倉州、鎮洋、常熟、昭文、昆山、新陽、嘉定、金山等縣本年漕糧，繼而奏准裁減蘇松太糧賦浮額，1864年11月又奏准豁免江寧府屬上元、江寧、六合、句容、江浦、溧水、高淳7縣錢漕三年。清朝大吏把李鴻章的「蠲減錢漕」吹噓為「恤民至計」，是造福于「遺黎」的「惠政」。其實在階級社會既無超階級的「民」，又沒有代表全民利益的「惠政」。李鴻章的「蠲減錢漕」純屬地主階級的階級政策。

　　據說減賦之議，首倡于馮桂芬，李鴻章遂請郭嵩燾與馮桂芬研究有關事宜。吳雲向郭嵩燾進言並著書申述重賦之害和減賦之利。郭篙燾得吳雲書後，攜至幕府，與馮桂芬等互相傳閱。李鴻章適至，看到是書，贊佩不已，連稱「聰明，聰明！是極，是極！」因告郭嵩燾：「可即上詳文」，並囑咐馮桂芬：「老前輩即擬奏稿」。李鴻章認為此舉事體重大，函請曾國藩主奏。曾國藩夏信表示贊同，請李鴻章主稿並挈銜速奏。1863年6月曾、李會奏請旨核減蘇松太糧賦浮額，7月奉旨准行。

　　李鴻章認為漕糧乃「天庾正供」，而蘇松太三屬漕糧積弊太深，急需改革，他提出應「以核減浮糧為理漕之綱，即以辦理均賦為治漕之用。」

　　何謂「核減浮糧」？在李鴻章看來，蘇省錢糧甲於天下，而蘇松太三屬尤甲於通省，比毗連的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鎮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由於「賦重民窮，有不能支持之勢」，所以出現了極不正常的現象。一曰：「堅持不減之名」，而行「暗減之術」。督撫部臣默許州縣捏災，致使「無歲不荒，無縣不緩，以國家蠲減曠典，遂為年例。」一曰：「宮墊民欠」，「所謂墊者，豈州縣之果能墊哉？不過移雜墊正，移緩墊急，移新墊舊，移銀墊米，以官中之錢，完官中之糧，將來或額免，或攤賠，同歸無著、猶之未完也。」這就造成了賦額重而徵收實少的問題。本來蘇屬全漕160萬，但在咸豐朝十年中徵收百萬以上者僅1年，80萬以上者6年，而皆有官墊民欠10余萬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實數不過90萬。

　　蘇松太糧漕甚重，平時都難以承擔，何況戰亂之餘，按額徵收更是難上加難。經過拉鋸戰，蘇省「一望平蕪，荊榛塞路，有數裡無居民者，有二三十裡無居民者，間有破壁頹垣，孤嫠弱息百存一二，皆面無人色，呻吟垂斃」，傷心慘目之狀，實非鄭俠流民圖可比。一個常勝軍的軍官透露：「程[學啟]和李[鴻章]就是最大的破壞者，現在遍地蔓延著的巨大災難全都得感謝他們兩人所賜。」面對這種殘破局面，「欲責以重賦，責以數倍他處之重賦，向來暴斂橫征之吏，所謂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無骨可敲無髓可吸矣。」

　　正是基於上述種種，「減賦」就成了歷史之必然。李鴻章建議「比較歷來徵收各數，酌近十年之通，改定賦額，不許捏災，不許挪墊，於虛額則大減，於實征則無減。」李鴻章的「減賦」實質上是一種以退為進的政策，即所謂「以與為取，以損為益者，方將借減賦之名，為足賦之實。」

　　減賦乃「轉移之善術」。在李鴻章看來，「辦災辦緩，權在胥役，防弊雖有百法，舞弊奚止千端，止此民力，止此地產，不減額之弊，在多一分虛數，即多一分浮費，減額之效，在少一分中飽，即多一分上供，減額既定，胥吏無權，民間既沾實惠，公家亦有實濟。」

　　減賦乃「勞來之善術」。李鴻章認為，「吳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故鄉賦重，望而生畏，尋常蠲緩，不足去重賦之名，招之不來，荒田愈久愈多，何法以治之？惟聞減賦之令，必當爭先複裡。」

　　減賦乃「固結招徠之一法」。李鴻章說：「鄉民」「一聞減賦之令，必當感激涕零，望風增氣，他日軍麾所指，弩矢之驅必更奮，簞壺之雅必更誠。」

　　由此可見，李鴻章奏請減賦，一方面是想「借減賦之名，為足賦之實」；使清政府得到「實濟」；另一方面是想動員「吳民」「爭先複裡」、「踴躍輸將」和積極支持反革命戰爭。

　　李鴻章筆下之「吳民」，從階級成分來看，主要是指地主而言，同時也包括自耕農和佃農在內。

　　漕糧是以土地所有者為徵收對象，而當時的土地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裡，少部分歸自耕農所有。因而減賦直接涉及地主和自耕農的利益自不殆言，但同無田而租人之田者也並非毫無關係。因為早在「康熙四十八年，給事中高遐昌奏，遇蠲免錢糧，將佃戶田租亦酌捐免，奉旨必得均平，方為有益，尋戶部議業主蠲免十分之七，佃戶十分之三，永遠為例。」

　　當時「散之四方」的，如果只有「殷實」地主，而無「絕苦之家」，那就絕不會出現「田多佃少」、「土地荒蕪」的情況。李鴻章所說的「招撫流亡」，顯然不限於動員逃亡地主回家，也有爭取逃亡農民返鄉、藉以恢復生產、穩定統治之意。

　　抵死抗拒太平軍的「鄉團」，是由地主紳士倡率，而以「農夫牧豎」為基本成員的。所謂「農夫牧豎」，就是李鴻章所說的「愚賤」者流。李鴻章減賦的目的之一，就是動員從地主階級中浮現出來的那股反動勢力和誘騙閉塞落後的「農夫牧豎」起而對抗農民造反。

　　何謂「辦理均賦」？在李鴻章看來，蘇松漕糧積弊視他省為甚，其最不平者，莫如大小戶之分。因有大小戶之名，不是根據土地佔有情況，而是「以貴賤強弱定錢糧收數之多寡」。縉紳大戶憑藉權勢「包攬短交」，而小戶則被官吏任意抑勒，以為挹彼注茲之計。「小戶不勝其苦，其黠者又詭寄於大戶」，結果「大戶益多，小戶益少，其勢遂偏重于一二安分之平民，而催科敲撲之慘，拘系之繁，無一非傷民氣者。」

　　由於蘇松徵收漕糧，向有大小戶名目，輕重不均，不僅使地主階級內部大地主和中小地主發生利害衝突，而且也使地主和自耕農的矛盾日益激化。李鴻章深感這種局勢的危險性，力主採取措施抑制一下「短交錢漕之紳戶」，緩和地主內部以及地主同自耕農的矛盾，以期鞏固清朝統治，更有力地鎮壓農民造反。他建議在蘇松漕糧核減後，應「明立章程，酌定折價，紳衿平民一例完納，永遠革除大小戶名目，不使州縣陵虐小民敢為暴斂而不顧，亦不使各項陋規困苦州縣迫使病民而不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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