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18)_苑書義

一八

　　他認為上海「為中外雜處之區，通省兵餉吏事之樞紐」。駐軍「上海，既可拴制「餉源重地」，攫取關稅厘捐以支撐其撲滅太平軍的戰爭，又便於直接勾結外國勢力。他不象曾氏那樣，滿足於借助洋兵保守上海，而是想從英、法列強得到更多的軍事援助。因為他在所有的事情當中首先體會到外援的巨大價值。當然，他有時也說些「洋人不可專恃，滬防心須自強」之類的話，這雖然反映了某些真情，但主要還是為了脅迫清廷接受「用滬平吳」方略。其實，所謂「用滬平吳」方略，不僅絲毫無損於洋人，反而正是英、法列強所希冀的。早在李鴻章淮軍抵滬之前，何伯就斷言：「這樣一支增援部隊，如能迅速得到，將有利於實現拯救上海，使這班討厭的太平軍不再逼進上海的計劃」。

　　淮軍是根據上海官紳買辦的乞求而組建，是依靠上海宮紳買辦的資助而抵滬的。他認為「軍事以得人心為本」，「淮軍乃上海士夫所請，不可背棄，以孤眾望。」他深知上海官紳買辦的向背關係著淮軍的命運，而淮軍的興衰又決定著個人的宦海浮沉。

　　李鴻章駐軍上海，「用滬平吳」，確實給太平天國造成了嚴重危害。

　　淮軍抵滬時，敵我雙方軍事鬥爭態勢大致是：天京上游，曾國藩坐鎮安慶，指揮湘軍步步進逼天京，陳玉成被俘犧牲，太平軍在西線的戰鬥已經陷入無法挽救的危境之中；天京下游，李秀成率軍在克復杭州、解除蘇州南面的威脅之後，乘大勝餘威進攻上海，清軍、英法干涉軍和常勝軍節節敗退。但是，為時不久，東線軍事形勢就急轉直下，向著不利於太平軍的方向發展。5月底，湘軍主力曾國荃部陸軍、彭玉麟部水師進抵天京。6月中旬李鴻章淮軍在上海虹橋、徐家匯、新橋等地堅守苦戰，連戰皆捷，捕殺太平軍3000餘人，隨後自上海進佔泅徑，李秀成部太平軍不戰而退，並放棄廣富林等處，松江解圍。在這次戰役中，李鴻章親臨前敵指揮。當有人以「公重臣當持重，不可親冒鋒鎬」相勸時，他回答說：「若不親自督陣，則士卒必不能如是效命。」

　　虹橋等戰役之後，李鴻章陶醉于勝利之中，公然吹噓淮軍在上海「全域安危間不容髮」之際，「奮勇擊退巨寇，殲渠掃穴，肅清松滬各防」。據徐宗斡記載，經過虹橋等大戰，原來被「笑指為乞丐」的淮軍「軍聲彪起，西人相顧，皆以拇指示之。」這就促進了淮軍同英法干涉軍、常勝軍的軍事勾結，鞏固了中外反動派在上海的統治地位，從而最終堵塞了太平軍奪取上海的通路。李鴻章依託上海執行其戰略任務，內靠宮紳買辦，外靠英、法列強，搜取上海關稅厘捐以「撫用客將，改練洋槍，並自製開花炮彈」，攻打太平軍，同時不斷協濟曾國藩兵餉和洋槍洋炮。

　　由於上游湘軍和下游淮軍、英法干涉軍、常勝軍相互呼應，分進合擊，以致迫使太平軍陷於東西兩面作戰的困境。

　　8月，李秀成決定親率大軍回援夭京，並派慕王譚紹光、聽王陳炳文等率勁旅留守蘇杭，伺機規複上海。針對這種情況，李鴻章採取了所謂「襲忠賊之後而遙為金陵分其勢」的戰略方針，兩眼盯著西線，打算在得知李秀成西線勝敗確信後，「再水陸進剿以驚擾之」，或「相機進攻以牽制之」。

　　10月底，正當李秀成督軍與曾國荃湘軍在天京會戰進入緊急階段，李鴻章淮軍勾結英法干涉軍、常勝軍侵佔嘉定，威脅昆山、太倉。李鴻章函告曾國壟說：攻佔嘉定後，「各營均移紮前路，聲言進圖昆太，遙為貴軍援應，如忠逆回顧蘇巢，則金陵又當輕鬆。」留守蘇杭的譚紹光、陳炳文等部太平軍，採取積極防禦方針，以攻為守，分別從昆太和青浦出發，會攻嘉定、南翔，進圍四江口。李鴻章看出譚紹光等的戰略意圖，趕到前線調集常勝軍和淮軍各路兵將，親自督戰，終於挫敗譚紹光等的攻勢，殺害太平軍將士2300餘人。李鴻章為了邀功請賞，竟然謊報戰績，說「殲捦悍賊至一萬數千名之多」，「獲此奇捷，足以寒賊膽而快人心」。後來江蘇巡撫恩壽甚至把四江口之役吹噓成「東征第一大捷，亦為中興第一轉機」。這雖系別有用心的鼓噪，但此次戰役也確實給太平軍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損失：淮軍鞏固了在上海周圍的統治地位，太平軍再也無力挺進松滬，並被迫從西線分兵保衛蘇昆腹地。

　　李鴻章利用湘軍在西線牽制李秀成使其「奔救不遑」之機，在東線「乘其疲而蹙之」，一面調兵遣將攻城奪地，一面施展詭計招降納叛。拿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抗拒者設法攻打，投誠者乘勢招撫」，雙管齊下，既「平吳」，又牽制太平軍西進之勢。四江口戰役結束後，清廷指令李鴻章「趁此聲威進搗昆山」，藉以鞏固松滬門戶，打通進攻蘇州之路，防止太平軍「悉眾救援金陵」。但是李鴻章卻認為這是孤軍深入的危道，「不敢輕進」。他打算等待「上游諸軍攻剿得手，使該逆奔救不遑。然後乘其敝而蹙之，以收前後夾擊之勢，庶無進退狼顧之虞。」他在靜觀西線戰局、窺側時機以求一逞的同時，加緊對東線太平軍進行分化瓦解的工作。

　　「剿撫兼施」本來是一切反動勢力撲滅革命火焰的慣用伎倆，上海官紳薛煥、吳煦、吳雲等早就同暗藏在蘇南太平軍內部由徐佩緩（偽降的永昌團練頭子）、錢桂仁（常熟守將）、李文炳（昆山叫將）、熊萬荃（主管蘇州政事，後調離）等組成的反革命集團聲氣相通，妄圖裡應外合，攻佔蘇常和嘉興地區。李鴻章抵滬後，承襲薛煥等人衣缽，乞靈於策反活動：而徐佩瑗、錢桂仁等則改換門庭，投靠李鴻章。1862年底，徐、錢等人遵照李鴻章的指示，密謀叛亂。

　　李鴻章派部將周興隆潛入常熟，徐佩瑗則趕赴蘇州，「暗為要約，以冀連絡一氣」。幸好譚紹光有所察覺，逮捕徐佩瑗。錢桂仁聞訊趕來救應，並企圖把李秀成騙到常熟殺害。不料，錢桂仁的陰謀尚未得逞，而其親信部將駱國忠就為奪取他的財產和」反正」的「首功」，於1863年1月在常熟搶先發動叛亂。譚紹光督兵進剿，永昌團練半途截擊，公然叛變。譚紹光派兵掃蕩永昌，並殺死徐佩瑗。

　　李秀成調集援軍，親臨督戰，包圍常熟，並奪回福山等沿江口岸，截斷了從常熟通向上海的清軍水陸交通。駱國忠「死守求救」。李鴻章表示「無法救之。設降眾果與力持，以毒攻毒，于我尚無所損。」後來李鴻章雖然調動淮軍主力會同常勝軍攻佔福山，但仍無力解除常熟之圍。及至3月以後，由於李秀成遂旨揮軍渡江「進北攻南」，陳炳文率部回救杭州，致使譚紹光被迫撤軍。常熟叛變，福山陷落，大大地改變了蘇南戰場的形勢。李鴻章得意忘形地說：「常熟為蘇州飽源，福山為江海門「戶，易守難得。……吾力能保常、福，即進取蘇常根本也。」原、來局處上海一隅僅能自守的淮軍和常勝軍，從此便得以懸軍深入蘇南腹地，據常熟以拊蘇州之背，並可夾攻昆太了。

　　太倉、常昭、昆新鼎足而立。太倉位於常昭、上海之間，控：制著常昭的後路。太平軍堅守太倉，隔斷了上海與常昭之間的陸、上通道。李鴻章深知只有佔領太倉，才能進取昆新，並以常昭為。基地，西攻江陰，楔人錫金，對蘇州地區形成包圍的態勢。因此，李鴻章必欲侵佔太倉而後快。他起初本想憑藉武力強行奪取，但由於連連碰壁，便又重施故伎，策動太平軍守將會王蔡元隆叛變。蔡元隆將計就計，槍傷前來受降的李鶴章，斃傷無數淮軍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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