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15)_苑書義

一五

　　但李鴻章覆信奕，「大意以洋人練兵過費，且徵調掣時，恐將來尾大不掉等因」，拒絕將淮軍撥交外國教練。後來總理衙門又屈從法國公使之請，准令法國達爾第福、龐發為江蘇副將、參將等宮，李鴻章說：「其意不過欲多教練、多發財耳。」他表示「百事皆可遵依，惟教練不能多添，銀錢不能多索，聽其纏擾，亦不決裂。」李鴻章不願將淮軍撥交外國教練，主要是因為害怕外國教官「攬權嗜利」。他說：.「上海英法教練勇一千數百名，始議中外會帶，久則外國多方攬擾，漸侵其權，不容中國營帶官自主，亦不肯繩勇丁以中國之法。」前年之覆，後車之鑒啊！

　　李鴻章「講求洋器」，以向外國購買為主，輔之以設局仿製。1862年11月清廷指示各省督撫「飭令中國員弁學習洋人製造各項火器之法，務須得其密傳，能利攻剿，以為自強之計。」從1863年起，李鴻章遵旨聘請精巧匠人，先後創設「炸彈三局」，即馬格裡主持的先在松江後遷蘇州的洋炮局，韓殿甲、丁日昌分別主持的上海洋炮局。三局月產大小炸彈1萬多個。

　　創設「炸彈三局」，不僅給淮軍提供了鎮壓太平天國所需要的大小炸炮和各色炸彈，以補充從西方購用之不足；而且為日後創辦江南製造總局、金陵機器局打下了初步的基礎。因此，李鴻章受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表揚：「閣下蒞滬以來，設立軍火局，廣覓巧匠，講求制器以及制器之器，擊銳摧堅，業已著有成效。」根據李鴻章當時「恭呈御覽」的清單，可看出：自1862年5月起至1864年7月底止，其財政支出的情況是：

　　（一）、支付英法軍官教練會字、龐字營洋槍炮隊勇糧並湘準備營聘請外國教官薪工等項，自1862年11月27日起，截至1864年7月底止，共銀313，390兩。

　　（二）、支付購買西方軍火，自1862年5月份起，截至1864年7月底止，價值共銀911，582兩。

　　（三）、支付置買租雇各項輪船，自1862年5月份起，截至1864年7月底止，船價等項共銀207，3餘兩。

　　（四）、支付製造西洋炮火各局，自1863年分先後設局起，截至1864年7月底止，置買器具料物和雇用中外工匠等項共銀177，912餘兩。上述四項總共支付銀1610210兩。

　　從這份用款清單可以清楚看出：李氏為了「自強」，「練軍練器」，不惜重資聘請外國軍官教練兵勇、購買西方軍火、置買租雇輪船和設局仿製西方軍人，且把主要希望寄託在購買西方軍火上（僅此一項，即占總支出的百分之五十六）。他雖然也設局仿製西方軍火，但設局仿製費用只占總支出的百分之十一，僅僅為購買西方軍火用款的五分之一強。

　　李鴻章堅持「練軍練器」，必然導致「變易兵制」的結果。

　　王闓運說：「淮軍本仿湘軍以興，未一年盡改舊制，更仿夷軍，後之湘軍又更效之。」

　　李鴻章抵滬之初，還有意推廣湘軍營制營規、勸戒淺語、愛民歌、解散歌等等。他曾對恩師表示：「此即是不才新政，能為佛門傳徒習教之人，附駭尾以成名，則幸甚矣。」但是，轉眼之間，「神奇」的洋槍洋炮就促使他逐漸偏寓了其師的軌道，採取了「以湘淮紀律參用西洋火器」的方針。

　　李鴻章既看到洋槍洋炮的威力，又總結了江南大營「雖有此物，而未操練隊伍，故不中用」的教訓，因而把使用洋槍洋炮和操練隊伍結合起來。及至太平天國失敗前後，本為湘軍分枝的淮軍已與湘軍各異其趣了。

　　§「撫用客將」

　　經過兩次鴉片戰爭，資本主義列強用大炮破壞了清朝皇帝的威權，迫使天朝帝國同地上世界接觸。清王朝與資本主義列強逐步從對抗走問結合，一個主張「中外同心，以滅賊為志」；一個聲稱「如果不援助這個開明的政府以成全其努力與改進，則在我們方面說，那真是自殺了。」1862年初，中外反動派正式結成軍事同盟，把血腥的屠刀一齊指向太平天國。就在這個關節眼兒上，李鴻章率領淮軍抵達上海。同年3月李鴻章在安慶「潛師暗渡」之前，曾致書沈葆楨說：「華夷混一局勢已成，吾輩豈能強分界畫。」這段話雖然不長，但卻集中地反映了他對當時業已形成的中外關係的認識及其所持的贊許態度。

　　前面曾經提到，曾國藩指示李鴻章應「以練兵學戰為性命根本，吏治洋務皆置後圖。」李鴻章雖然遵循「師訓」把練兵學戰作為「性命根本」，但是對於洋務卻並未置之「後圖」。他初到上海，深感「孤危」。他鑒於洋人兵強器利「實肯幫我」，「滬城內外各事實皆洋人主持」和「滬中宮民向恃洋人為安危」的現實，意識到只有順應買辦官紳之「人心」、結好「洋人」，才能擺脫「孤危」處境，成就絞殺造反農民之「大事」。這不僅關於他個人的前程，而且也關乎清廷的命運，因而他始終把「洋務」放在重要地位。

　　李鴻章發覺在諸多事務中，以「洋務」為「最難者」，而上海洋務已成尾大不掉之勢，自己倘若奉命負責上海洋務，實難應付裕如。他懇請曾國藩出面「主持其事」，說「吾師威望為西人所攝，調濟於剛柔之間，當能為國家增重，總理衙門似趨柔和，須外有重巨陰持其柄也。」當時清朝官紳對待洋人的態度，有買辦官紳「媚夷」和頑固官紳「抗夷」之分。李鴻章認為，除總理衙門「似趨柔和」外，「滬道媚夷，失之過弱；漢道抗夷，失之過剛」，而正確的政策則應是「調濟於剛柔之間」。所謂「剛」系指抗爭性，「柔」系指妥協性。李鴻章對待洋人雖有抗爭性，但妥協性大於抗爭性。

　　曾國藩指示李鴻章：（一）「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主張把處理封建統治階級內部關係的儒家道德規範擴展至外國資本主義列強；（二）與洋人交往應堅持「先疏後親」的原則.李鴻章雖然對前者始終謹遵不渝，但對後者卻有些陽奉陰違。他致函其師表白說：「與洋人交際，以吾師忠信篤敬四字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與纏擾，時來親近，非鴻章肯先親之也。」他設法「親近」的，首先是當時上海的真正統治者英法駐軍司令和駐滬領事。他與之經常拄還，不時「會商事件，無不擇善而從」，因而建立起「深相友愛」的關係。李鴻章得意地說：英國駐華海軍司令何伯駐兵在此，「與薛吳諸公向不見面，其待鴻章之禮貌情誼，滬人謂得未曾有」。

　　李鴻章「親近」洋人，意在「借師助剿」。他在致友人信中說：「西兵助剿，江南官紳皆附合之。鴻章商之大帥，定議不拒絕以傷和好，不忮求以存界限。」洋人既要「會防」上海，又「堅執會剿之說」。當時上海道吳煦與會防局官紳曲從洋人意旨，「陰主中外合剿之議，所以媚洋人者無微不至。」曾國藩的態度略有不同，認為：「會防上海則可，會剿他處則不可。」他指示李鴻章：「閣下只認定會防不會剿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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