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14)_苑書義

一四

　　據不完全統計，這個時期淮軍核心分子即淮軍大枝勁旅的統領共計15人，即親兵營李鶴章為貢生、團首；銘字營劉銘傳為團首；開字營程學啟為降將；奇字營劉士奇為防軍；鼎字營潘鼎新為舉人、團首：盛字營周盛波、周盛傳為團首：樹字營張樹聲為廩生、團首，張樹珊、張樹屏為團首；慶字營劉秉璋為進士，吳長慶為世職、團首；松字營郭松林為木工；勳字營楊鼎勵為防軍；加上最高統帥李鴻章為進士；其中有科名的5人，餘者多為地主團首或團勇以及防軍、世職、木工、降將等，這同重要統領多有科名的湘軍形成了鮮明對比。在淮軍統領中，李鴻章特別器重太平軍叛徒程學啟，將其吹捧成「滬軍第一驍將」，自己的「左臂」，說什麼「此公用兵方略為十餘年來罕有之將」。相比之下，在淮軍統領中科甲出身的既少又難得重用，這就不能不引起擁有進士、舉人之類頭銜的將領的不滿和非議。劉秉璋的「憤激之論」，正是這種情緒的反映。

　　李鴻章輕視門第出身，但卻重視以同鄉、同事、師生、親族等封建關係作為維繫淮軍的紐帶，而這是同湘軍一脈相承的。即以上述15名淮軍核心分子為例，同鄉關係表現得最為突出，安徽籍者多達12名，其他湖南籍2名、四川籍1名。除了同鄉關係之外，還有兄弟關係，包括3個家族7個兄弟，即李鴻章與李鶴章、周盛波與周盛傳、張樹聲、張樹珊與張樹屏；師生關係涉及10人，即劉秉璋、潘鼎新為李鴻章弟子，周氏兄弟、張氏兄弟和郭松林、楊鼎勳也師事李鴻章；姻親關係涉及4人，即劉銘傳與楊鼎勳，劉秉璋與吳長慶。凡此種種，可以說是整個淮軍內部封建關係的縮影。

　　除了淮軍陸營和水師之外，李鴻章還統屬淮揚水師和太湖水臨淮揚水師系由曾國藩一手辦成，統領黃翼升及營宮借自湘軍外江水師，餉項分自湘軍內江水師，營勇募自湖南，沿襲湘軍傳統，並無淮軍色彩。

　　太湖水師是1862年由曾國藩經手造船集軍而成，戰船造於安徽銅陵峽，營伍調自湘軍外江、內江水師，井從外江水師借調李朝斌為統領。1863年6月曾國藩決定「調李朝斌領水師赴上海，騰出黃翼升水軍溯江人淮，以為臨淮宮軍之助」。曾氏意在以李換黃，但李鴻章卻企圖控制兩支水師以為己用，因而一面奏留黃翼升，一面催調李朝斌。8月李朝斌帶領太湖水師抵滬，而黃翼升和淮揚水師卻仍舊原地不動。

　　李鴻章從抵滬到完成「以滬平吳」任務，歷經29個月，所部兵勇逐漸擴充。1863年5月他函告吳棠：「敝軍水陸接續召募，現已4萬人，分佈浦東西數百里間，猶覺左支右細。」及至1864年10月他再次對吳棠說：「敝部水陸七萬人，忙時有益，閒時多愁。」從這兩封信中，可以窺出李鴻章擴軍的趨勢。當然，所說水陸軍4萬或7萬，並非盡屬淮軍，而是以淮軍為主；兼及其他以巡撫身份統馭的諸軍。

　　李鴻章在擴軍的同時，積極引進西方的武器裝備和機器生產，以圖「自強」。他的這種「自強」活動，是19世紀60年代初興起的洋務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洋務運動是由於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沉重地打擊了清朝封建統治而引發的，倡導洋務運動的則是一批以洋務派著稱的人物。洋務派是由部分王公貴族、地方督撫、買辦商人、地主士紳和知識分子組成的政治派別。

　　站在支配這個龐雜派別政策地位、決定洋務運動性質和方向的，是其中的滿漢軍政要員，如奕、文祥、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這些軍政要員雖然出身、閱歷、權勢和識見不盡相同，但在階級立場和政治觀點等方面，卻是基本上一致的，而正是這些共性使之成為洋務派的主導力量。他們都是從封建頑固派中分化出來的具有深厚的儒學素養和強烈的經世要求的人物，掌握並利用清朝部分中樞和地方政權作為杠杆推行「洋務」；他們都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思想，既保留儒學傳統，又引進西學新知，企圖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的甲胃以保護清朝封建主義的軀體；他們都是帶有買辦傾向的封建官僚，對待外國侵略者既有妥協的一面，又有從封建統治利益出發而抗爭的一面。當然，這些作為洋務派主導力量的軍政要員，在洋務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並非是等齊劃一的。

　　李鴻章早在安慶時就開始接觸洋人和西方的堅船利炮，萌發了「師夷之長技」以「自強」的念頭。1862年3月底李鴻章在帶領淮軍附輪東下前夕，曾致函李桓說：「昨見洋酋，亦頗恭順，恐有萬變，圖在後與之為無町畦，而求自強之術耳。」及至上海，在與洋人的頻繁接觸中，看到在熱武器方面中國遠遜于西方的現實，並斷言這正是中國軍隊和國家衰弱的決定性因素，中國只有移植西方的武器裝備和機器生產，才能「自強」。他所言的「自強」，首先是針對太平天國的。

　　因為在他看來，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甲胃，是為了保護清朝封建主義的軀體，而當時對清朝封建統治的威脅主要來自「內寇」。他說：「目前之患在內寇，長久之患在西人。」這表明李鴻章「自強」的目的，眼前是鎮壓太平天國，從長遠來說也含有抵禦外侮之意。不過抵禦外侮在當時既不是「自強」的主要出發點，也不具有任何實踐意義。因為中外反革命都把太平天國視為大敵，李鴻章執意「借師助剿」，英法列強決心進行武力干涉。雖然李鴻章同洋人也不無權益之爭，但這是從屬中外勾結共同絞殺太平天國的大局的。

　　李鴻章在「華洋會剿」鎮壓太平天國期間，一面震驚於洋槍洋炮的神奇，一面看到李秀成所部「專用洋槍，力可及遠」，因而得出淮軍」惟有多用西洋軍火以制之」的結論。

　　李鴻章「講求洋器」，一開始就遇到不少阻力。外則英法列強對先進武器「禁不出售，價值過昂」，內則懷疑、阻擋者所在多有，特別是其師曾國藩「始不深信洋槍火藥為利器」，不大贊成李鴻章的做法。李鴻章覆信曾國藩表示「用兵在人不在器，自是至論」，自己「豈敢崇信邪教，求利益於我。惟深以中國軍器遠遜於外洋為恥，日戒渝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哉之。」在實踐中，李鴻章「講求洋器」，從購買洋槍炮開始，漸趨把購買西方槍炮和自己製造、聘請外國軍官訓練軍旅結合起來。他首先急索「妙品」，購買洋槍洋炮不惜重資。當時淮軍所購用的，與洋兵一樣，「皆系前門槍炮」，其中得力者尤以炸炮為最。他設法弄到了32磅、68磅大炸炮。

　　淮軍聘請外國軍官，教演洋槍，最早始于劉銘傳的銘字營。此後其他各營也廣為聘募，以為教習。李鴻章奏報清廷：「臣軍由江南剿賊，人手本宜水而不宜陸，嗣因西洋火器精利倍於中國，自同治二年以後，分令各營雇覓洋人教練使用炸炮洋槍之法，傳習日久，頗窺奧妙。」他聘請外國軍官教練，但力主「莫專靠洋人做生活」，認為「總要我軍能自收自放，然後出而攻戰，可無敵於天下。」

　　外國軍官教練兵了，除了聘請外國軍官進營教練外，還有派撥兵丁給外國教練的一種形式。1862年5、6月間，李鴻章應英國駐華海軍司令何伯之請，將薛煥舊部千人撥交何伯選派的英國軍官在松江九畝地訓練，練就後改為會字營。繼而因法軍要求代練，李鴻章就從當地練勇中撥出600，交法國軍官龐發在徐家匯（後改為高昌廟）訓練，即為後日的龐字營。未久，恭親王奕秉承英法公使之意，指示李鴻章派撥兵丁與外國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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