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11)_苑書義

一一

　　李鴻章是在曾國藩訓導、提攜下發跡的，但曾國藩對李鴻章能否勝任援滬重托仍然心存疑慮，既擔心李鴻章因缺乏閱歷而擺不正「練兵學戰」與「吏治洋務」的位置，又害怕李鴻章因思想個性而莽撞胡為。因此，在李鴻章離開安慶之前，曾國藩「臨別贈言，諄諄以練兵學戰為性命根本，吏治洋務皆置後圖。」他知道在封建的中國「有軍則有權」的道理，告誡李鴻章要把軍事放在首位，在他看來，只有練就精兵，學會作戰，才能站穩腳跟，飛黃騰達，否則將一事無成，甚至有喪失生命的危險。他還看出李鴻章心高氣盛，急躁，傲慢，任性，這些致命弱點如不改正，後患無窮。

　　因而曾國藩「以深沉二字」相勸，其他好友也紛紛提出忠告。李續宜「以從容二字」規之，沈葆楨、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鴻章深受教益，在給李桓的覆信中表示：「手諭誨愛諄切，感佩無量。鴻章素性激直，從事師友賢豪間，皆深知其戇而曲諒之。自茲以往，不欲蹈習官樣，又未便率性而行。」對於師友們的勸誡，「當奉為枕中秘」。

　　§就任蘇撫

　　李鴻章抵戶17天，即4月25日就奉命署理江蘇巡撫，僅僅過了7個月，又由署理而實授江蘇巡撫。「從此隆隆直上」，幾與恩師曾國藩「雙峰對峙」。李鴻章所以能夠從一個遺缺道而驟膺封疆重寄，主要是由於他手握重兵和曾國藩舉薦的緣故。清廷既欲借重李鴻章的淮軍絞殺蘇南太平軍，又要依靠曾國藩集團保全東南大局。早在1861年12月26日曾國藩就在《查複江浙撫臣及金安清參款折》中，指責江蘇巡撫薛煥「偷安一隅，物論滋繁」，「不能勝此童任」，並附片奏保李鴻章「勁氣內斂，才大心細，若蒙聖恩將該員擢署江蘇巡撫，臣再撥給陸軍，便可馳赴下游，保衛一方。」清廷自然懂得曾氏用意，而李鴻章也十分清楚個中奧秘，於是致書曾國藩說：

　　十月二十五日（1862年12月16日）………戌刻接奉廷寄，十二日（12月3日）奉旨補授蘇撫，恩綸獎勵，非分寵榮。自顧何人，愧悚無地。此皆由我中堂夫子積年訓植，隨事裁成，俾治軍臨政，修己治人，得以稍有塗轍，不速顛覆，……實不知所以為報，伏乞遠賜箴砭，免叢愆咎。當時清廷任命薛煥為通商大臣，專辦交涉事宜。但只過兩月，清廷就調薛煥赴京簡候，而令李鴻章署理通商大臣。這樣，李鴻章就成為手握重兵、身兼巡撫和通商大臣要職的江蘇實權人物。

　　當時年僅40、肩負重任的李鴻章，面臨著嚴峻局勢，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島人疑謗，屬吏蒙混，逆眾撲竄，內優外侮，相逼而來」。他深知殲滅太平軍、保住上海進而奪取蘇常，是轉危為安的關鍵所在，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妥善解決「察吏、整軍、籌餉、輯夷各事」。他標榜以「不要錢，不伯死」六字「刻刻自訟」，臥薪嚐膽，不敢苟慕榮利，少聆逸樂，決心衝破「險阻艱危」，闖出一個新局面，以「仰酬君國，遠對友朋」。因此，他「日處營中，自朝至夜，手不停披，口不息辦，心不輟息。」幾乎無暇與四方友朋交遊和書信來往，只同曾國藩保持通訊聯繫。他使出渾身解數，力圖儘快扼殺農民起義。

　　同全國一樣，江蘇「吏治浮偽，民生凋瘵，劫運甚重」，李鴻章「夙夜兢兢，惟懼顛覆。」他認為曾任江蘇按察使、布政使而後升任巡撫的王有齡（字雪軒）是造成江蘇吏治敗壞的禍首。他說：

　　吳中官場素習浮靡，自王雪軒當事，專用便捷、圓滑、貪利、無恥一流，禍延兩省，靦然不知綱常廉節為何物，其宗派至今不絕。

　　當時吳煦身為蘇松太道管理海關，並署理江蘇布政使。他出務「錢谷猾幕」，而其「用人則是王雪軒宗派，滬吏十有七八系浙人勾結把持，直是無從下手。」楊坊「以通事奸商起家」，時任蘇松糧儲道，綜理「夷務」。吳、楊沆瀣一氣，「挾夷自重」，控制上海的人事、財政和外交大權。他們手下有一幫搜括能手，金鴻保、俞斌、閡釗就是三個典型人物。1861年秋在上海道署門前有人畫一大龜，以俞斌為首，金鴻保為背，閡釗為心腹。1862年李鴻章也指出：「滬中十年來發公家財，惟吳、楊、俞三人，遠近皆知。」他雖然有意「澄清」「吏治」，但又深感力不從心，無法「另起爐灶」，只得採取所謂「節取而懲勸之」法。他上奏說，「蘇省吏治凋敝，監司大員必須有文武幹濟之才、廉正敦慤之品為之表率，庶可漸挽頹風。」他的真實意圖是想把那些盤踞要津、控制實權的「貪詐朋比」之輩撤下去，換上所謂「親近仁賢，匡所不逮」，以便把人事、財政和外交大權抓到自己的手中。因此，吳煦、楊坊之流就成了李鴻章打擊的首要目標。

　　早在李鴻章離皖赴滬之時，曾國藩就曾叮囑說：「不去煦，政權不一，滬事未可理也。」李鴻章抵滬後，便向吳煦及其同黨開刀。他首先「疏劾道府數人，去煦羽翼」；接著採取關厘分途、以厘濟餉的政策，與吳煦「明定章程」，海關仍由吳氏經理，另派薛書常管理厘捐總局。1862年11月又免去吳的蘇松太道（即關道）一職，委派黃芳接替。黃芳（號鶴汀）是長沙人，當過上海縣令，「熟諳夷情，才能肆應，善於籌餉」。李鴻章在奏准黃芳署理關道的同時，薦舉劉郇膏兼理布政使。劉郇膏（字松）是河南太康人，道光進士。以知縣分發江蘇，初到任時，即對神發誓不苟取一文，紳民呼為「劉青天」。李鴻章抵滬後，鑒於郇膏「誠慤廉正」，並為丁未同年，便從知府相繼薦舉為署理按察使、布政使。李鴻章對曾園藩說：「劉、黃才雖較短而無絲毫欺蒙，滬中吏治漸有返樸還醇之象。」

　　李鴻章對楊坊也深惡痛絕，必欲罷之而後快。楊坊效法吳煦玩弄以退為進的伎倆，於1862年5月「稟請開蘇糧道」，李鴻章將計就計，「照例出奏」，並附片密薦郭嵩傑，讚揚他「學識閡通，志行堅卓」，建議擢授江蘇司道實缺。他致函曾國藩說：「鴻章亟需幫手，冒昧將筠仙附薦，臬司糧道兩缺或得其一。敬懇我師切致筠公速來」。李鴻章所以特別推崇郭嵩燾，除了他倆是丁未科同年、政治見解相似外，還由於郭嵩燾能夠起到密切曾、李關係的作用。曾國藩與郭嵩燾既是親密朋友，又是兒女姻親，曾國藩四女紀純許配給郭的長子剛基。郭嵩秦起初不願屈就丁未同年的司道屬員，後經李鴻章的懇切請求、曾國藩兄弟的再三勸駕，才赴滬接任蘇松糧道。按清制，郭嵩燾不能在兒女姻親曾國藩兩江總瞥轄區任職，例應回避。

　　1862年11月李鴻章以江蘇軍務正殷、需才孔亟為由，奏准郭嵩燾勿庸回避，即以蘇松糧道襄辦軍務。隨後又函告曾國藩：「筠仙到滬後，眾望交孚，其才識遠過凡庸，運、藩二篆均可見委，惟至親避嫌，鴻章以襄辦營務入告，似尚大方。擬仍令兼管捐厘總局，以資歷練。」不到半年，李鴻章就函請曾國藩奏保郭嵩燾為兩淮鹽運使，還擬薦舉他兼任江蘇按察使。這樣，李鴻章就逐漸以郭嵩燾、劉郇膏和黃芳取代了吳煦、楊坊，並於1863年1月以常勝軍統領白齊文劫餉毆官而吳、楊辦理不善的罪名，奏準將吳、楊暫行革職，趕下政治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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