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10)_苑書義

一〇

　　1862年2月李鴻章所募淮勇陸續抵達安慶，其中有劉銘傳的銘字營，張樹聲的樹字營，潘鼎新的鼎字營，吳長慶的慶字營。銘、鼎兩營出於廬州團練，曾隨六安紳士李元華轉戰多年。樹宇營亦為廬州團練，原系李鴻章父親舊部，其父死後改隸李元華。慶字營是由合肥西鄉解先亮組織的，後為合肥知縣英翰所收編，故稱官團。英翰「主解圩，李（元華）與諸練首勢不能容。英恃官威，李倚練眾，日事抄掠。」李鴻章招募淮勇，採取兼收並蓄方針。據說，曾國藩一見張、潘、劉等人，就非常賞識，吹捧說：「諸君均人傑也，今日之會，天其有意致中興乎？已飭麾下列幾筵，請與諸君聚飲，盡今日歡。」他們在席次「暢談用兵方略，規複計劃，沆瀣相合，有如宿契。」除上述四營外，還有張遇春統帶的春字營。張遇春原是李鴻章在皖北辦理團練時的嫡系部將，後改隸湘軍，從唐義訓轉戰各地。李鴻章奉命招募淮勇，張遇春重歸其節制。

　　李鴻章所募淮勇到安慶後，曾國藩「為定營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糧之數，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軍營規以訓練之。」2月22日李鴻章移駐安慶北門城外營內，曾國藩親臨祝賀。李鴻章深知淮勇實力單薄，難膺重任。他說：「敝部除張遇春一營外，均系新勇，戰守難恃，遠征異地，若無精兵宿將，立有覆敗之虞」。因此，他懇請曾國藩調撥數營湘勇，以加強戰鬥力。曾國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擊，又打算憑藉湘軍榜樣「為皖人之倡」，以陶鑄淮勇風氣，因而允其所請，陸續調撥湘勇八營，歸其節制。

　　其中有曾國藩親兵兩營，由韓正國統帶，充任李鴻章親兵，開字兩營，借自曾國荃，由程學啟統帶，程系陳玉成部太平軍叛徒，其部下多籍隸兩淮；林字兩營，由騰嗣林、滕嗣武統帶，乃系江蘇巡撫薛煥使之在湖南招募而來，原為4千人，經曾國藩裁汰至千人，編入淮軍；熊宇營由陳飛熊統帶，垣字營由馬先槐統帶，均系奉曾氏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備湘軍部將陳士傑率領，隨同鴻章授滬，因陳氏不願前往，遂撥歸淮軍。所有這些，就是淮軍初創時期的基幹隊伍，共計13營，6千5百人。3月4日李鴻章陪同曾國藩檢閱銘、鼎、樹、慶和程學啟、騰嗣林等營，標誌著淮軍正式建成。

　　李鴻章組建淮軍，雖然由於得到曾國藩的支持而較為順利，但也並非沒有遇到困難。其一曰軍心不穩。據李鴻章幕僚周馥說：「時人多以江北巢縣下抵浦口，數百里皆粵賊，重重守禦，南京尚未收復，慮事不濟，先許戎者，臨時多辭退。」其二曰缺乏統將。李鴻章供認：「各營官尚有可用之材，但無統將。楚中諸老雖相愛之甚，竟難以偏稗畀我。沅甫方伯終不欲東，俊臣（陳士傑）廉訪以母老辭。獨立無助，能不愧懼。」其三曰糧餉不繼。李鴻章致函吳煦說，「朝旨疊催起程，惟恐不速。弟亦急欲就道，無如水陸各軍絲毫無可指之餉，行裝難措，舉步維艱。如蒙尊處分惠十余萬金，發給弁勇一兩月行糧，庶可早抵下游，共維全域。」他在寫給李桓的信中表白自己「不得不專盼上海解濟」的苦衷，然而「彼間屢逼寇警，商貨頓滯，當事又搖搖欲動，輒無意迎饋我師，帥已兩次具奏鴻章二月杪成行，其遲延之咎，固難獨任矣。」

　　湘淮「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育水源木本之誼。」因而湘軍和淮軍有著基本的一致性。其一曰「營制餉精皆同」。湘淮軍改革綠營之制，略仿明代戚繼光「束伍」成法，分營立哨。湘淮軍均以營為單位，設營官1員，每營分前後左右四哨，每哨設哨官、哨長各1員，每哨正勇分為8隊，1、5兩隊為抬槍隊，2、4、6、8各隊為刀矛隊，3、7兩隊為小槍隊。刀矛小槍每隊正勇10名，拾槍每隊正勇12名。每隊又置什長、夥勇各1名。每一哨官有護勇5名，夥勇1名。合計每哨官兵共有108名，四哨官兵共有432名。此外營官還有親兵6隊，不置哨宮、哨長，其中1、3兩隊為劈山炮隊，2、4、6各隊為刀矛隊，5隊為小槍隊。各隊均置什長1名，親兵10名，夥勇1名，合計6隊共有72名。連親兵與4哨合計，每一營官統帶504名。綜合一營武力，包括劈山炮2隊，抬槍8隊，小槍9隊，刀矛19隊，共有38隊。每營除正勇外，還額設長夫180名，使之分執粗重之役，俾正勇出征則無誤戰事，平居則致力操防，是謂長夫之制。

　　此外，淮軍還因襲了湘軍的薪糧、恤賞、濠壘、營務處、糧台等制度。其二曰兵為將有。湘淮軍「以召募易行伍」，以將帥自招的募兵制代替了兵權歸於兵部的世兵制，從而改變了兵與將、軍隊與國家的關係。湘淮軍以各級將領為中心，先設官，然後由官召兵。後來，李鴻章對李宗羲說：「滌帥與弟，治軍十餘年，皆先選將，而後募營，其營哨須由統將自擇，呼應較靈。」之所以「呼應較靈」，就是因為這種制度使統領、營官、哨官成了大帥的私屬，而弁勇也成了營官、哨官的私兵，「一營之中指臂相聯，弁勇視營、哨，營、哨官視統領，統領視大帥」，全軍只服從曾國藩或李鴻章，完全成了「曾家軍」或「李家軍」。其他省區的將帥固然指揮不了，就是清朝中央也休想直接調遣。

　　當然，淮軍從建立之初，就有某些區別於湘軍的特質。其一曰兵將冗雜。湘軍的組建原則是「選士人，領山農」。湘軍將領主要是一些名利蒸心而政治地位不高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其中有科名的多達30人。淮軍則有所不同。李鴻章雖然身為翰林，但卻鄙薄那些以科名相標榜的人。他重視的不是門第身世，而是才能韜略；加之急於成軍，饑不擇食，廣收雜攬，因而在13營淮軍的11位統領中，只有舉人、凜生各1人，其餘多為地主團首、降將、鹽梟、防軍等。這表明淮軍將領的知識結構，比之湘軍將領要差得多。至於淮勇，也不像湘勇那樣以「山農」為主，而多是團勇、降眾。其二曰志在利祿。曾國藩是一位理學家，特別注意對湘軍灌輸反革命思想和進行軍事訓練。拿他的話說，他的治軍要領是「概求吾黨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為主而輔之以訓練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幾于所謂諸將一心，萬眾一氣者，或可馳驅中原，漸望澄清。」

　　李鴻章一面繼承了曾國藩的衣缽，「辨等明威」；一面以利為義，用功名利祿、子女玉帛誘使將弁為清朝反動統治流血賣命。他認為「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耳，我無利於人，誰肯助我。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語，立論太高。」因而淮軍」自始至終，俱在貪圖利祿，以騷擾民間為能事。」淮軍既已組成，進軍方式就成了突出的難題。安慶、上海兩地不僅相距遙遠，而且間隔太平天國控制區，要突破太平軍防線，千里躍進上海，其艱險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曾國藩原擬水、陸兩種方案。1862年2月24日曾國藩致函吳煦說：「若尊處能辦火輪夾板等船前來迎接，則水路行走較速；若無船來接，則須由陸路穿過賊中，循和州、天（長）、六（合）而達於揚、鎮。」

　　上海吳煦、顧文彬和中外會防局的吳雲、應寶時等力主雇賃外國輪船接運淮軍，並與英國駐滬領事和有關洋行籌商，最後議定由麥李洋行承運，擬運兵9千，騾馬軍械攜同入船，總計運費18萬兩。薛煥以費巨為由，拒絕批准。吳煦也隨之動搖，「猶豫未決」。然而顧文彬卻堅持定見，通過吳煦遊說薛煥。吳煦專程拜訪薛煥，轉達顧文彬的意見。薛煥問：「資將安出？」吳煦說』：「顧某任之。」薛煥非常生氣，瞪著眼睛質問道：「顧某有此力耶？」吳煦答道：「貸之洋商得之矣。」薛煥聽後，沉默良久，點頭應允。

　　李鴻章雖然極願乘船東下，但卻因軍中有人懷疑「乘夷船越賊境」是否安全，「異論蜂起」，加之久久未聞上海官紳「借用何船，解濟何數」，遂與曾國藩商定「卒陸師循北岸透迄前進」。不料，3月28日錢鼎銘、潘馥自上海乘坐輪船趕到安慶，告以雇妥英輪，擬分3班，每班7艘，潛載淮軍直趨上海。曾國藩起初舉棋不定，第二天與李鴻章反復籌議，才「決計由水路東下，徑赴上海。」

　　4月5日首批淮軍韓正國、周良才的親兵營和程學啟的開字營各乘一船，鼓輪東下。第二天，李鴻章登舟起行，4月8日抵達上海。此後淮軍分批陸續乘船東下，至6月上旬13營淮軍全部抵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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