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傳(12)_苑書義

一二

　　李鴻章自從創辦淮軍和就任江蘇巡撫以後，就效法曾國藩開設幕府，延攬人才，救時匡國。他既是幕府制度的產兒，又是幕府制度的熟練運用者，他個人的職位、財富和品性，成為他的幕府賴以存在的三大支柱。李幕以統帥李鴻章為中心，肩負著軍機、刑名、錢谷、文案等重任。幕府人物重要者多由奏調，或從屬吏中特委兼辦；次要者或函招，或劄委，或自來投效，或輾轉推薦，均以統帥為禮聘的主人；其工作俱受統帥分配督導，其地位既為私人賓席，又可隨時因功奏保升涉，授以實缺；其薪給不盡為修金，大半由所屬局所或軍營供給，雖非官俸，亦非出自統帥的私囊。李幕雖然效法曾幕，但在幕賓的選擇上卻有明顯區別。「滿量豪翰濟時彥，得上龍門價不賤。」這是李鴻章吹噓曾幕人才薈萃的詩句。

　　曾幕確實聚集了一大批雖然動機不同但卻具有各種才幹的人物，其中有精通數學、天文、機器製造的科學家，有譜習律令、會計的刑名、錢谷之士，有崇儒重道的道學先生，有深悉文案之道的文學侍從，有懂得軍機韜略的參謀人員。但是，李鴻章用人卻「取瑰異俶儻，其拘守文墨無短長者非熹。」他從實際需要出發，把能力置於道德之上，注重羅致經世致用、精明練達之士，而很少聘請道學先生和文學恃從。他對應聘入幕的人員，多能量才而用，發揮專長。比如，他延攬被譽為「操行貞篤，條理精密」的錢鼎銘、「精思卓識，講求經濟」的馮桂芬襄辦營務；招致號稱「學識軼倫，熟悉洋務」的淩煥、「才識宏遠，沈毅有為」的周馥辦理文案。值得注意的是，李鴻章由於斷定「洋軍火及捐厘，尤為敝軍命脈所系」，因而在徵收厘捐和購制洋軍火兩方面，網羅和動員的幕僚就比其他部門為多，其中著名人物有先後主持江蘇牙厘總局和松滬厘局的薛書常、王大經、郭柏蔭、陳慶長、王凱泰，主持後路糧台的陳鼐，主持軍火購制的丁日昌、馮焌光等。

　　李鴻章對這些幕賓格外器重，讚譽薛書常「廉慤明斡」，王大經「操守廉介」，郭柏蔭「老成雅望」，陳慶長「精核廉敏」，王凱泰「開明精細」，陳鼎「學養深這」，丁日昌「才猷卓特」，馮焌光「才氣開展」。從李鴻章的評語中，可以看出這些幕賓具有廉潔、精明和幹練等特點，其中丁日昌、王凱泰、郭柏蔭三人更富於典型性。他們與李鴻章志同道合，聲氣相求，既依靠李氏而爬上督撫寶座，又憑藉個人才智為淮系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丁日昌（字雨生）系貢生出身，作過江西縣令和曾國藩幕僚。

　　李鴻章賞識其才，早在援滬之初，就曾「求之幕府相助」而未果。1862年丁日昌奉命至廣東提督昆壽軍營「協助籌劃戰守，督辦火器」。但是李鴻章並未氣餒，先向粵省吝調被拒，繼而於1863年專折奏准來滬，經理軍械火藥購置與製造。從此丁日昌扶搖直上，1864年升署蘇松太道，後曆摧兩淮鹽運使、江蘇布政使、江蘇巡撫，四年四遷，後曾任福建巡撫、船政大臣。王凱泰（字補帆）是江蘇寶應人，道光三十年進士，1863年經李鴻章奏准襄辦營務處、江蘇牙厘局，後升任福建巡撫。郭柏蔭（字遠堂）也是道光進士，1863年李鴻章以僚屬調用，先後署理江蘇按察使和布政使，兼辦厘務，繼而升任湖北巡撫，並一度兼署湖廣總督。

　　李鴻章依靠這個班底，確實基本上解決了購制軍火和捐厘脅餉問題。先拿捐厘助飽來說，李鴻章自從採取關厘分途、以厘濟餉政策以後，就置「商怨沸騰」於不顧，「百計搜剔，無孔不入」。他雖然承認「各省厘捐之重，無如上海」，但仍不斷下令加征。及至督軍挺進蘇南以後，每侵佔一地，「即酌添卡局，以濟軍餉」，結果「分卡之密，近於煩苛」。當時江楚各省厘金每年不過百數十萬，而蘇松2百餘裡內卻歲收厘捐近3百萬。常熟柯悟遲抨擊道：「關卡重重，抽厘疊疊」，「實在有益於軍餉者不少，竭膏血於小民者亦多。」1867年曾國藩供認：「蘇南厘金之弊，怨默繁興。」「餉源所恃，僅在厘金，征斂百端，民窮財盡，此大亂之道，已在眉睫。」但因蘇省厘金皆為李鴻章「之所設施，投鼠忌器，不得不包荒示大」，徒呼奈何。

　　李鴻章為了給「怨默繁興」的捐厘助餉辯解，公然說「與其病農，莫如病商，猶得古人重本抑末之義。」

　　當然，李鴻章著眼於「捐厘助餉」，並非不想染指關稅。江海關關稅，循例應解戶部。但從太平天國與清朝之間的戰火漫延到長江下游以後，就改為「盡所收厘捐關稅抵放軍需」。及至李鴻章就任蘇撫，江海關關稅除了按照中英、中怯北京條約的規定，扣還英、法兩國賠款共計4成外，其餘6成主要用於籌還代征的漢口、九江兩關稅款、支付鎮江防軍、常勝軍、上海中外會防局用款和上海水陸各軍購制洋槍火藥費用。其中購制洋槍火藥一項，淮軍因系上海水陸中消費軍火的首戶，所以受益最大。

　　根據李鴻章「恭呈御覽」的清單，可以看出自同治元年四月起至同治三年六月底止（大致是從淮軍抵滬到湘軍攻陷天京這段時間），蘇滬軍需款項，入款總數為庫平銀9，480，207兩，其中厘金收入6，439，000餘兩，占總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六，為第一位，關稅為第二位；支出列為常勝軍報銷項下的有江海關洋稅、捕盜局經費和蘇藩庫，而列為以淮軍為主體的蘇滬駐軍報銷項下的則主要是蘇滬厘金和軍餉捐，當然常勝軍也支用些厘金，蘇滬駐軍也並非絲毫不支用關稅。據推算，「如在全部人款中，剔除常勝軍等五項的入款，再在厘金收入總數中，剔除常勝軍等所支用的厘金，則厘金所占蘇滬諸軍用款應為百分之六十四。」

　　曾國藩薦舉李鴻章率領淮軍援滬的目的之一，是守上海以保餉源。李鴻章剛剛抵滬，曾國藩就提出：「上海所出之餉，先盡滬軍，其次則解濟鎮江，又歡乃及敝處。」李鴻章起初採取臨時協濟方式，抵滬半年，就兩次協濟湘軍9萬兩。但是曾國藩並不滿足，要求「每月酌提四萬，萬不可減。」李鴻章於1863年春特地為湘軍籌定專款，以上海所收九江茶捐指撥金陵大營，以加收上海厘金1成指撥安慶大營，兩項合計大約每月3萬兩，另外加上原有的一些船捐。曾國藩預感到每月從上海酌提4萬，「恐不免大有爭論」。果然不出所料，李鴻章「意甚不平」，在寫給曾國荃的書信中「牢騷滿紙，至有『東門黃犬，其可得乎』之語」。

　　李鴻章憑藉手中的軍政大權，橫徵暴斂，既基本上解決了淮軍的餉需問題，又以大批金錢和物資支援了湘軍在西線進行的戰爭。

　　李鴻章在撫蘇期間，還與趙家締姻，完成了再婚這柱終身大事。他的原配夫人周氏，生有二女，名曰鏡蓉、瓊芝，因膝下無子，其弟昭慶便把經方過繼給他。1861年夏李鴻章在重返曾幕路經萬年（江西饒州府）時，曾賦詩寄懷，詩雲：

　　半生失計從軍易，四海為家行路難。
　　惟有嬌癡小兒女，幾時望月淚能乾。
　　阿爺他日卸戎裝，圍坐燈前問字忙。
　　天使詩人臥泉石，端教道韞勝才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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