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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該局堅持「自立」、「自強」的主旨,從經費的籌措、機器設備的購置、管理人員的委派到洋匠的雇傭、機構的設立等問題,李鴻章和曾國藩都要過問,可謂費盡心機。1867年夏天,江南製造總局從虹口一帶遷至高昌廟,規模又有所擴大。經陸續擴充和添置設備,到80年代上半期,已擁有各種工廠10餘座,船塢一座。1867年,用原有購置的設備,並自造一部分機器,每天已能生產毛瑟槍15支,12磅開花彈100發;每月平均生產發射12磅炮彈的開花炮18門。自1867年至1894年27年間,該局共計生產各種槍支5萬多支,大炮585尊,水雷563枚,炮彈12萬多顆。

  這些武器彈藥除供應淮軍外,還供應南洋系統及各地的炮臺、軍艦,各總督所轄地區的軍隊。這些軍工產品統一由清政府調撥,不具有商品性質。最值一提的是江南製造總局一開始就專設了一個製造輪船的分廠。李鴻章與曾國藩當時都清醒地認識到:為對付西方列強,必須多造兵船,以防禦各海口。於是曾國藩奏准另撥江海關兩成洋稅,以一成留作江南製造總局專造輪船之費。造船業於1867年正式開展,輪船的部件,或由自己製造,或向外國購買。1868年,江南製造總局造出了近代中國第一艘大型新式兵輪。

  1863年11月,曾國藩從兩江總督任上調赴徐州前線為欽差大臣,全力主持「剿撚」事務,李鴻章也移至南京,這樣,蘇州洋炮局又遷移至南京,改為金陵機器局,又稱金陵製造局。該局局址設在南京中華門外的瓷塔山,規模又有所擴充,設備有所改進,到1879年計有三個機器分廠,翻砂、熱鐵、柞廠各二個,還有火箭局、洋藥局、水雷局等;能夠製造炮位門火,車輪盤架,子藥箱具,開花炮彈、洋槍、抬槍、銅帽、大炮、水雷等。

  1870年,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對崇厚所辦天津機器局進行了接管並加以擴充。天津機器局在李鴻章的經營之下,分設東西兩局,規模比以前大得多,主要生產火藥、槍彈、炮彈、水雷等,輔之以修造船艦等。產品主要供應淮軍以及北洋水師之武器裝備。

  李鴻章創辦及接辦的這幾個製造局,再加上1866年左宗棠創辦的福建船政局,成為中國早期軍事工業的主幹。在它們的影響和帶動下,全國許多省分也都先後以「機器局」、「製造局」的名義,相繼設立了軍火工廠,但一般規模都較小,有些維持不久就停辦了。只有廣州機器局、湖北槍炮廠發展到較大規模。這些軍事工業,不論大小局,一律都屬￿官辦企業,產品直接撥給軍隊,不計成本,不作為商品出售,在企業的經營管理上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腐敗現象,並且在生產資料和技術上對資本帝國主義有很大依賴性。

  但是,他們已不同於舊有的官營工場手工業,就其使用新機器、雇傭大量工人、大體上按照西方的機器工廠的組織形式進行生產來說,已帶有資本主義企業的性質。由於這些軍事工業的創辦,也多少改變了清朝軍隊專持刀矛弓箭、帆蓬舟楫的落後狀況,為中國國防近代化奠定了基礎。

  綜觀李鴻章為實現「自強」而興辦近代軍用工業的過程,從他購買船炮到仿而製造,其性質究竟是為了鎮壓國內人民反抗還是為了「自強」而抵禦外侮呢?從以下幾方面我們可以看出後者是主要方面。首先:不論是金陵製造總局、江南製造總局還是天津機器局的興建和擴大,都是在太平天國、撚軍等農民起義敗局已定的情況下,所以,如果李鴻章為對付農民起義而製造槍炮,是沒有多大必要的。相反的,從前述促使李鴻章設廠制器的原因來看,「自強禦夷」

  的目的是主流。其次:李鴻章等人從購買船炮到自行製造的舉動,為中國近代社會帶來了一種實實在在的新生產力,並且為中國近代工業的產生開了新風氣。

  江南製造總局開局之初,就有過「各委員抨考圖說,以點線面體之法,求方圓平直之用;就廠中之洋器,以母生子,觸類旁通,造成大小機器30餘座的事實。

  這種先進的製造之器,雖然由船炮引入,並在生產船炮的過程中被複製出來,但它一經出現,就會在數量上積累,而且按照自身規律運動,或遲或早突破其倡發者狹隘的預想。這是李鴻章等人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為中國近代工業發展所作出的一大貢獻。第三:因制造船炮並為其服務的各項專門化技術工業的產生,對促進中國封建的自然經濟的解體和新的近代經濟的產生和發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19世紀60年代以後,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完成了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生產力得到了巨大發展,開始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可是,中國當時社會生產力相當低下,雖然在19世紀50年代已經出現了一些工礦企業,但它們基本上是由買辦資產階級所創立,並且規模很小,為縮小與西方國家之間存在的巨大差距,只能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習。

  不可否認,李鴻章主持創辦的江南製造總局內生產的槍炮,在最初當然主要是運往前線對付農民起義軍;但這些工廠的主要宗旨卻是製造兵船,目的是防禦海口用以「自強禦夷」。再加上這些工廠由中國人擁有主權,自己建造和管理,所以,這些工廠儘管屬￿軍事工業之類,卻具有「禦侮」性質,並且為中國近代工業打下了最初基礎。總之,在19世紀末年,中國近代工業雖發展緩慢,底子薄,基礎不牢,並在一定程度上依賴外國資本主義,多少帶有買辦性,但在由李鴻章主持下的江南製造總局等企業的倡導和支助以及影響下,中國近代工業已經誕生並緩慢而艱難地前進,所以李鴻章設廠制器的功績是不可抹殺的。第四,這些軍工企業雖在「靖內」方面起了極其惡劣的作用,但在「禦外」方面的實際效果也極為明顯,我們不能把李鴻章主持興辦的軍事工業看成絕對的壞事。而也應看到其積極作用。如1870年李鴻章接管並擴充的天津機器局,起初雖然是為鎮壓農民起義而製造軍火的,但隨民族矛盾上升,這些軍事工業所製造的槍炮彈藥在加強邊防、抵禦外來侵略戰爭中發揮了作用。又如,在江南製造總局內專設的輪船工廠,為中國近代海防和海軍建設作出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綜上所述,對於李鴻章舉辦軍事工業中的是非得失,我們只有從它的客觀效果出發去評價,我們應肯定它的積極意義,雖然它於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北洋艦隊全軍覆滅而告失敗,但它為百十年後「開拓始基」所作的嘗試,在促進中國國防近代化方面的重要意義都是不可抹殺的。對於它失敗的根本原因,我們應從當時中國政治的腐敗和經濟的落後上去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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