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2)_學達書庫

二

　　§2、少年科第

　　李鴻章青少年時代，正是中國封建社會進入末世，清王朝面臨深刻的政治經濟危機、西方殖民主義者把侵略觸角伸進神州大地之時。社會環境的薰陶，家庭出身的影響，封建思想的束縛，使這個時候的李鴻章把自己的前途寄託於科舉功名，期望有朝一日通過科舉的門徑登上仕途，擠進統治階級的行列。

　　李鴻章6歲開始在家館中學習，李文安既是他的嚴父又是他的良師。1834年，當父親到費氏墨莊就館時，12歲的鴻章也陪同前往攻讀。1835年、1836年、1838年這3年因其父繼續赴京會考，沒時間再當教書先生，李鴻章便拜堂伯父李仿仙為師。

　　此外，李鴻章還曾受教于徐明經。在包括父親在內的3位先生的嚴格督導和學問的陶冶之下，李鴻章在初涉義理和經世致用之學尤其是應付科舉考試的制藝技巧方面進步很快，18歲時考入縣學成為秀才。此時的李鴻章，才華初露，心氣高傲，自信心強。決意克服「因循」積習，珍惜美好的青春年華，再接再勵，刻苦攻讀，要作那西漢終軍、賈誼式的年青時就揚名於世的人物。1843年，李鴻章在廬州府學被選為入國子監學習的優貢生。時任京官的父親望子成龍，函催李鴻章入京，準備參加第二年的舉人考試。抵達京城後，李鴻章先住安徽會館，後又移居獅子胡同馬文虎家。

　　在京城中，他心志專一，並未被京城繁華富貴的情景所吸引。為了學業的長進，他在不久之後，便以子侄輩的禮節拜見了在翰林院供職的曾國藩。自此，在曾國藩指導之下學習經學和應付科舉考試的八股文技巧，成為曾國藩的得意門生和思想、事業上的繼承人。1844年，李鴻章應順天恩科鄉試，「三場文墨，差堪自滿」，結果中試第48名舉人。隨後，由曾國藩推薦到時任翰林的學士何仲高處，一面教授何公子讀書，一面準備參加會試。當時北京組織了一個文社，曾國藩擔任社長。

　　李鴻章通過這個文社，既與各地人士交遊問學，又常常得到曾國藩在詩文方面的精心指教。1845年，他參加恩科會試不中，但其詩文卻博得了出任本科會試同考官的曾國藩的刮目相看。在往後兩年時間裡，李鴻章在發憤攻讀經史、以「求義理經世致用之學」的同時，又著意「習制科舉之文」。1847年，李鴻章再次參加會試，中2甲第13名進士，朝考後被點了翰林，以翰林院庶吉士供職京師。寒窗苦讀十數載，終於躋身科舉考試的最高階梯，並且當上了有利於做學問的京官，這對於李鴻章和他的家人來說，都是一件稱心如意的快事。

　　3年期滿，李鴻章在1850年庶吉士散館時，以成績優異而被改授翰林院編修。1851年起，又累充武英殿纂修、國史館協修，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中央一級研究機關的高級研究人員。

　　做翰林、纂修等官，既清閒又能接觸到宮廷內的大量珍貴藏書。李鴻章利用職務之便，潛心經史之學，曾寫成《通鑒》一書，並以親身體會諄諄教導他的弟弟和子侄輩。與此同時，李鴻章也很喜好時藝文字。

　　但與他的老師一樣反對雕章琢句、內容空泛的文風，而對以委曲婉轉、平易流暢著稱于世的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古文這種文體讚賞不已。他把這兩種文體比喻為「出水芙蓉」和「蒼松翠柏」。他說：「出水芙蓉，光華奪目，曾幾何時，無複當初顏色。蒼松翠柏，視似平常，而百年不謝也。」他特別推崇唐代韓愈的《論佛骨表》和北宋蘇軾的《代張方平諫用兵書》這兩篇文章。他又指出：「《詩》、《書》、《禮》、《易》、《春秋》和《樂經》這6部儒家經典都是記載傳遞儒家思想體系的書，後人對之加以遵循闡發，為文雖因時勢不同而有文體上變更，但在宣揚封建的倫理綱常、孔孟之道這一點上則是一致的」。總之，文學是為「道」服務的，是「道」的載體，文以載道，這是桐城派古文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桐城派創造人方苞就說過：「作文如果不是闡發儒家思想道德，那麼有關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等風尚的文章就不要勉強去作。」

　　此外，由於李鴻章生長在桐城派文論的故鄉，且其歷任老師如父親李文安、業師徐明經、伯父李仿仙及座師曾國藩等人，都是桐城派文論的傳人，所以他在思想上受其影響也就很自然了。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出生於耕讀世家的李鴻章在青少年時期走的是一條讀書做官的道路，也就是說走的是一條中國封建社會一般士子的正統之路：即窮經、守道，用封建的倫理綱常來規範自己，育化自己；用儒家的經典和程朱理學的理論來武裝自己，充實自己；用「立功」、「立德」、「立言」的人生追求目標來督促自己，鞭策自己；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抱負來約束自己，激奮自己。這樣，就決定了李鴻章對封建傳統文化的死力維護，對清朝封建專制制度的血性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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