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大傳(8)_陳文德

八

　　秦始皇早年奪權成功，是靠本土派領袖的擁護，才有力量驅逐呂不韋等外籍政團。即使他後來接受李斯進諫，再度重用客卿，但在皇廷中，仍是以本土派的領袖佔有絕對優勢。因此面對新的政治態勢，在本土派領袖們積極建議之下，雖然並不合乎秦王室現行政制精神，但秦始皇仍不得不慎重考量這件事的利害。《史記》上記載：「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為便。」

　　但身為外籍政團領袖的廷尉李斯，立刻為自己的政治理想挺身辯護：「周王朝在實施封建制度時，也分封了不少他們的子孫，在眾諸侯中，同姓宗族也占了絕大多數。但隨著時間流逝，這些同姓諸侯的親密關係疏遠了，甚而為了利害相互攻擊，如同仇敵一般，周天子根本就無力阻止。

　　「如今好不容易賴陛下神威，天下再歸一統，就更應該堅持我們秦國的新體制，將全天下分為郡縣，由皇室直接統治。諸子和功臣以賦稅作為獎賞便可以了，切不可再封給土地，使能夠真正依法令統治，使天下無異議，這才是政權安寧之術啊！封建諸侯勢必會造成日後更多災難的。」

　　對現況充滿自信、又長於推論思考的秦始皇，在評估雙方意見後表示：「天下已經歷過太久的兵荒馬亂了，人民更是深為戰爭所害。昔日所以會長期戰亂不斷，大多是諸候們為了擴張或保護他們自己的權勢而造成的。

　　「現在好不容易仰賴我秦國宗廟之福，天下得以安定，如果又恢復封疆建侯，那是會重新惹起戰爭禍端的，即使要再恢復安定也是非常困難，因此我贊成廷尉的意見。」

　　§廢除封建，建立中央集權

　　在秦始皇的決策下，「多數服從少數」，下令新納入的版圖也全採取郡縣制度，將天下劃分為三十六個郡。郡設有行政長官的郡守、軍事首長的郡尉及司掌監察權的郡監。郡下設縣，縣設縣令，並由縣丞作輔佐。所有百姓和各國族民（包括失權的諸侯貴族）均稱為黔首（秦國尚黑，故以黑色頭髮作為百姓之稱謂），地方官吏均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並統理，形成相當完整的中央集權制度。

　　本土派的軍事將領們，由於長期進駐在各諸侯國中，使他們實際地感受到各國社會結構的差異性，尤其組織鬆散又複雜的齊、楚兩國，更是他們所無法瞭解的。

　　實際進駐異鄉，也使這些領袖們真正體會到，中央與地方間的距離將造成統治命令貫徹上的困難。尤其是遙遠的齊、燕及荊楚，在交通非常不方便的當時，想強行貫徹法治主義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還是保持半獨立的封建制度，較能有效地統治並管理這龐大又複雜的地區。

　　這些本土派領袖的父執輩，又正好是商鞅變法下的犧牲，為了有效集結國力，他們傳統的地位和權力都被剝奪了，包括自己家族原擁有的軍團，也被併入國家的武裝部隊中。因此雖然在習慣上，他們常能服膺于秦王室強有力的領導，但他們對商鞅變法後的秦國制度，可是一點兒也不熱衷的。

　　其實，這些本土派領袖的親身體驗，有不少很值得新政府在下決策時用以作調整思路的重要參考。只是這些長年馳騁沙場的老將，本身論理思辨的能力太差，又不善於說明自己的看法，因此他們提出的論點，仍脫離不了傳統的常識，這種政治立場也和他們自我的直接利害關係太近，對於一向長於合理性思考的秦始皇，自然是沒有絲毫的說服力了。

　　以李斯為首的外籍政團，基於他們對傳統封建制度的失望，以及對秦國新法制的過份熱情，使他們對眼前政治環境的急速變化也有了盲點。雖然他們個人的權勢幾乎仰賴于秦始皇的信任，但在秦國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下，他們是可以真正擁有實權的經營層，因此保有現行體制才是他們真正的利益。李斯等人反對封建制度的論點，其實也不見得完全是客觀的。

　　童年期由邯鄲回咸陽後，秦始皇便一直未曾出國，因此對齊、楚等國的距離遙遠和複雜性，是無法親身去感受的。雖然他一向擅長於合理性的思考和推論，但實務經驗的缺乏也常會造成前提假設上的偏差，自然在推論上也很難有正確的判斷了。

　　何況秦始皇自己也正沉醉在大成功的高度自信中，既然中央集權制度可以有效地讓秦國達成一統天下的目標，必然也能有效地統治這個國家。對秦始皇而言，這種推論是再合理不過的了。

　　這次的廷議，表面上是各派對其理想制度所作的爭辯，其實更隱藏著派別權勢的爭奪。不論是本土派領袖或外籍派政團，都已不像早年的改革派大將——百里奚和商鞅，能針對客觀情勢的需要，為國家的長治久安作認真的思考；更沒有仔細去觀察，統一天下後，秦國客觀政治環境上的改變，已有必要作制度上的大幅調整了。如同英國史學大師湯恩比所講的，這些具有創造力思考的少數，由於迷惑于成功的華麗燦爛中，他們的創造力消失了，因此很快地由創造的少數成為了當權的少數，秦帝國的衰敗也由此開始了。

　　§天下國家化，贏了面子輸了裡子

　　強大的作戰力，加上卓越的政治革新，使秦國能夠以單一國家的力量併吞天下，完成了軍事上和政治上的統一。在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廷議爭辯後，秦始皇裁定以國家主義原則，力行「天下國家化」的政策目標。接下來的工作，自然是度量衡、貨幣、車軌、文字等經濟體制和文化體制的統一了。

　　華夏文明原本就是多種族、多文化的。每個地區的語言、文字、食、衣、住、行等生活習慣都有很大的不同，度量衡和貨幣也非常雜亂。特別是南方的楚國，由於采分權體制，地方勢力較大，即使在其本國內，語言、文字、貨幣、度量衡的制度都有很大的差異。

　　在這方面作得比較有系統的是東方的齊國和秦國本身。齊國是商業國家，鑒於通商的方便和需要，加上管仲早年所作的革新運動，使齊國這方面顯得較有體制些。秦國在商鞅變法後，力求中央集權，因而在這方面也建立了較完整的標準。但即使是這兩個國家，在度量衡方面也有很大的差異。

　　以容器的計算單位來講，秦國採用合、升、鬥、斛，十合一升、十升一鬥、十鬥一斛。齊國用的則是升、豆、區、釜、鐘等單位，五升一豆、五豆一區、五區一釜、十釜一鐘。

　　天下統一後，為了租稅徵收的方便、官僚薪俸計算的準確（當時有部分薪津是以實物供應的），以及全國性商業活動推展的需要，統一度量衡的標準的確是件相當重要的工作。

　　不過這方面的改革卻不那麼順利，從秦始皇26年公佈統一全國度量衡以來，一直到二世皇帝期間，史料上不斷出現當時政府法令的詔書在修正著有關這方面的新規定，似乎新的標準在執行上困難頗多，所以一直未能確定下來。即使日後從秦國本土出土的遺物資料來看，民間似乎同時存在著商鞅升和始皇升，可見新的制度似乎一直未受到大家的徹底接受。軍事及政治上的統一比較容易達成，但生活文化上的統一，則不是短期內光靠法令的宣佈就可以作得到的。（臺灣早年也嘗試以公斤制代替台斤制，但仍沒有成功。）

　　貨幣分歧上的困擾更大。齊、燕等東方國家一向使用刀形的「刀錢」，中原地區的國家則採用鍬形的「布錢」，南方的楚國則流行卵型的「蟻鼻錢」，秦國的貨幣則是圓形的「圓錢」。秦始皇統一天下後，下令重新鑄造半兩錢的「圓幣」，作為全國統一的通貨，圓形幣中間有個方孔，旁邊則分別刻有「半」與「兩」二字。

　　為了經濟活動的順暢，貨幣的統一絕對有其必要。不過，秦始皇統一貨幣的政策，和度量衡相同，實際的效果似乎不大。標準通貨的始皇半兩錢，除了秦王室的大本營——陝西省和四川省曾有出土外，其他的地方均未出現過，顯示其真正流通的範圍相當狹小。

　　車軌的統一是為了運輸上的方便，皇室的政令為求能在最短期間到達全國各地，交通網的建立自然是當務之急了。始皇27年，也就是統一後的第二年，秦始皇宣佈動工修築由咸陽通往全國各地的大馳道。為了加強馳道上的運輸效率，以及保障來往車輛的安全，車軌的統一大小的確也有其必要。

　　但問題是舊的車子怎麼辦？要同時將全國的車輛統一規劃，勢必要有相當長的緩衝時期，秦國統一前後不過十五年左右，更換車軌的成效如何，實在令人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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