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34)_學達書庫

三四

　　「戰爭是力量的競賽」。從事戰爭的基本力量是軍隊。康熙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概括了建設強大軍隊的基本方針。他緊緊抓住以嚴肅軍紀為中心的軍隊整建工作。

　　康熙於每次出師之前，都要求統兵將領申明軍紀，嚴加約束，到三十四年（1695）十二月，又「規酌舊制，參以新謨」，制定了系統、完備的軍令。這項軍令共十七條。他令兵部將此軍令刊佈頒行，對統兵大臣以軍令為准進行升賞和處罰。十七項軍令內容比較全面，而其中心在不擾民。康熙從實踐中看到「凡行兵若無紀律，斷不能成事」，「不擾民者皆克成功，凡擾民之兵，無一成功者」。

　　康熙在戰略戰術方面的原則是從實際出發，相機而行。平定「三藩」之戰，原擬在湖南戰場進行正面突破，但歷時一年多，進展緩慢，各地形勢又發生新變化，逐漸改為先剪除東西兩翼，繼而突破中路的方針，獲得成功。

　　康熙帝酷愛我國古代傳統文化，留意典籍，編定群書。在位期間，除派人編修《實錄》、《聖訓》、《會典》、《一統志》及賦役、漕運、鹽法等書之外，還組織文人、學者編纂經、史、文學等方面的書籍不下數十種。他對每部書都給予認真、具體的指導，從編輯體例、指導思想、資料來源等方面，都作周密的考慮，甚至親自動手，整理調查結果，批註讀書心得。

　　康熙帝從治理天下的需要出發，重視經書，尤其重視歷史。因此《四書》尚未學完，便主動提議將《通鑒》參講。康熙帝把修《明史》視為清朝不可推卸的責任，給予特殊重視，所定標準很高，要求也極嚴格。纂修《明史》工作在康熙朝取得了重要成績。

　　康熙在長期修史中，形成了自己的治史思想：第一，主張據實直書，反對空言文飾。第二，主張秉公論斷，反對譏貶前朝。第三，正確總結歷史經驗，以利於後世。

　　康熙皇帝對自然科學有著濃厚的興趣。他看到自然科學和農業、軍事、治河、防治天災及人體健康等有著密切關係，便對相關學科認真學習，深入研究。

　　康熙帝通過處理新舊曆之爭，深感作為一國之君，在科學技術方面也應通曉，才能取得發言權。為了弄清楚新舊曆法的孰是孰非，康熙最初向南懷仁、安多學習天文儀器的用法及算學知識，後來又向法國教士張誠和白晉學習歐幾裡德和阿基米德幾何學。康熙不僅向洋人學習，還細心訪求「隱居」鄉里的專家、學者。

　　四十二年，皇帝第四次南巡至德州，聽說安徽宣城貢生梅文鼎對曆算之學深有研究，便向大學士李光地索取梅先生著作。康熙學習天文、曆算及幾何知識等，掌握了採用經緯度的精確測繪技術，便購置儀器，利用行巡、出兵之便，實地測量，為繪製新地圖積累素材，摸索經驗。

　　康熙帝的科技興趣和科學實驗活動極為廣泛。除數學、天文學、地理學之外，他對醫學、生物學、解剖學、農藝學、工程技術等均有涉獵或研究，並精通多種民族語言。我們從《康熙畿暇格物編》中可以看到，康熙對樹木、藥材、物產資源、山野動物、江河魚類、風雲雷電、潮汐、地震等，都留心探究。他注意到黑龍江西部察哈延山噴焰吐火，氣息如煤的奇特現象；根據瀚海的螺蚌甲，推知遠古的蒙古戈壁是澤國。他對我國主要農作物水稻、小麥、穀子，對新疆的西瓜、葡萄，對農業與水利的關係，農作物生長與南北土性、節氣的關係，及蝗蟲滋生規律等，都有一些研究。康熙對科學懷有如此濃厚的興趣，這在古代帝王中實為罕見。

　　康熙皇帝還十分注意對西方文化的吸收與限制。

　　康熙年間的西方文化包括宗教、天文、地理、數學、哲學等，通過西方傳教士傳入中國。這些文化的內容非常龐雜，有科學的理論、技術，也有荒誕、唯心的殖民主義學說。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也是複雜的，他們從事了中西文化交流，使中國人耳目一新，做過有益的工作，但也暗中竊取情報以幫助大清帝國的敵人。

　　如何對待來自西方的文化和這些傳教士，在明末清初人們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有人全盤肯定，盲目崇拜；也有人一概否定、頑固排外。康熙即位時，全國天主教徒已達20萬人，比明末增加5萬多，當時正是西學傳入、崇外派與排外派激烈較量的時候，這位年輕的皇帝經過審慎的研究和抉擇，對外來文化採取了既不盲目排斥、也不盲目崇拜的態度，而是學習其先進的科學技術，擯棄其謬論。

　　利用傳教士的技藝，誠懇支持傳教士從事有益於中國文化發展的學術交流，限制他們的傳教活動。

　　康熙首先正確處理了以楊光先為首的排外派與西方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等的矛盾。他們之間的矛盾，主要圍繞著天文曆法。湯若望等人以地圓說為理論指導，採用了中國赤道坐標，放棄了歐洲使用的落後的黃道坐標，使用望遠鏡觀測天象，並運用近代數學、幾何學、力學等科學知識實際運算，因而其理論、方法先進，推算比較精確。楊光先等使用赤道坐標是正確的，但堅持中國傳統的「天圓地方」說，理論上是落後的，又缺乏近代數學、幾何學等知識，推算誤差較多，他們不肯取西方天文曆法之長補己之短，固步自封，盲目排外。除天文曆法外，還有宇宙觀上天與上帝之爭，關於中國人類與文化起源問題的爭論。這些爭論和鬥爭很複雜，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交織在一起。

　　順治時期，清政府任用湯若望主持欽天監，欽天監官員大部分是天主教徒。清政府對他們之間的鬥爭及楊光先的上書均不予理睬。四大臣輔政時期，楊光先向湯若望等發起猛烈進攻，並得到了輔政大臣的支持。南懷仁等被捕入獄，湯若望被革職。頑固守舊的輔臣支持楊光先廢新曆法，複用舊曆法，混淆政治與學術問題，因政治問題將先進的科學技術也拋棄了，以行政命令處理科學技術問題。但是科學技術不因行政命令而獲得解決，舊曆法的錯誤依然存在。

　　康熙親政時，面對這一複雜的矛盾與鬥爭，首先虛心學習，通過辯論和實際測驗明辨了是非，為新舊曆法之爭作出了公正的結論。之後，他毅然決定複用新曆法，並不顧舊勢力的阻撓，任用南懷仁主持欽天監的工作，並為已死的湯若望等平反昭雪。康熙對這一事件的處理，最成功之處在於，從千頭萬緒之中把學術和政治問題區分開來。他明知雙方的爭論都混雜著政治內容，又有輔臣鼇拜參與其中，但他對西方傳教士用其科學技術之長，不因其是外國人及其在政治方面有不利於中國的言行而一概否定和棄之不用；也不因急用其科技之長而在政治上作無原則的讓步。

　　康熙非常注意招聘西方各種專門人才來中國工作，任用南懷仁之後，又根據南懷仁推薦，先後聘用居住澳門的葡萄牙人閔明我、徐日升，比利時人安多等到欽天監和皇宮任職。南懷仁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正月去世，不久，經南懷仁在世時倡導而決定來華的法國傳教士白晉、張誠、劉應、洪約翰等來京，三十六年（1687），康熙又命白晉為「欽差」回歐洲招聘科技人員。後來有不少西方人來華。這些來華人員受到康熙的任用和優厚待遇。

　　康熙任用西方傳教士，旨在吸收西學之長，發展中國的文化科技事業。如：令南懷仁主持天文曆法工作並製造兵器；令白晉訓練、組織中國測繪人員；命徐日升等參與編輯大型天文、曆法、樂理叢書。來華工作的西方教士，或任欽天監官員，或在內閣擔任翻譯，或在內府充當醫生、畫師，或為皇上、皇子講授天文、地理、數學、音樂、人體解剖、拉丁文等方面的知識。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出版了不少介紹西方文化的書籍，同時把中國文史哲等方面的著作如《詩經》、《通鑒綱目》、《烈女傳》等傳回他們自己的國家，因而促進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西方傳教士為傳播西洋天主教來到中國，對這一點康熙很清楚，但他要吸收的西方文化卻不包括宗教。

　　他對臣民說，天主教與中國教化「原不相容」，「唯西教士能通曉科學，故國家起用彼等」。總之，康熙排除封建守舊勢力的阻撓和封建傳統觀念的干擾，吸收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促進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國科學文化的發展。他既不盲目排外，也不盲目崇外；在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的同時，對西方荒誕不經的哲學和宗教理論棄而不取，不失為高明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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