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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第十章 博學多才的明君

  康熙自幼熟讀四書、五經,尊孔崇儒,即帝位後,把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作為統治全國的官方正統思想加以推崇。他經常和大臣們研討理學,使滿朝文武官員都篤信其說。康熙帝一生勵精圖治,不斷求索、實踐,不滿足於固守舊業,力爭開創新篇,有所前進。

  因此,他雖然一生推崇和提倡程朱理學,卻對理學與當時的理學家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並在實踐中形成了與理學有所不同的思想,這就是他的從實際出發,身體力行,講求實效的求實思想,即所謂:「君臨天下之道,惟以實心為本,以實政為務。」他的求實思想既體現在認識論方面,也體現在政治思想方面。

  關於認識的來源,康熙反對生而知之、皇帝才智天授之說,比較重視實踐的作用。歷來人們視皇帝為真龍天子,不同于凡人,是生而知之的天才。當有人恭維他的知識和才能是「由天授,非人力所及」,他不以為是,反駁說:「爾等試想,雖古聖人,豈有生來即無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學習而成。務學必以敬慎為本,朕之學業皆從敬慎中得來,何得謂天授,非人才也?」他堅信人的知識和才能並非生來就有,而必須通過學習和實踐才能得到。他「生性好問」,不僅向著名學者詢問,還經常求教于普通群眾,其中包括侍衛、宦官、保姆及年長者。

  關於學與用、知與行的關係,康熙主張讀書窮理,講求治道,學以致用,身體力行。他一再批評漢官說:「道學者必在身體力行,見諸實事,非徒托之空言。

  今視漢官內,務道學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為什麼言行不符?康熙認為這都是私心作怪,故主張以公心、私心為標準鑒別理學之真偽。

  關於天與人的關係,康熙並不否定「天」、「天命」、「天理」,也沒擺脫迷信,但在他的思想與政治活動中,又常把「天」、「天意」、「天理」寓於人事之中,用比較科學的道理解釋事物,從而更重視人的主觀能動作用。

  與其他帝王相比,康熙對自己的認識比較接近於實際情況。他不願接受過分的頌揚,五十六年(1717),他對諸皇子及滿漢大學士說:「朕之生也並無靈異,及其長也亦無非常。」他常自我反省,並公開自責。四十三年(1704)他回顧四十餘年孜孜求治,仍有許多事未做好。他自責說:「清夜自問,移風易俗,未能也;躬行實踐,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給人足,未能也;柔遠能邇,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顧,未能也。自覺愧汗。」康熙見內閣所擬諭旨,有「海宇升平」等語,認為言過其實,指出:「今海內雖定,民生未盡悅安若遽謂升平,則泰然自足,無勤求上理之心。非朕意也。

  嗣後諭旨,此等誇張盈滿語,勿複擬入。」凡見奏章內有「德邁二帝,功過三王」、「道備君師,功過覆載」等語,就及時傳諭批評,令其改正。他說:「一切頌揚之文,俱屬無益。」

  自二十年冬至六十一年去世,凡國家取得重大勝利,或逢皇帝五十、六十大壽,執政五十、六十周年等喜慶之日,諸王、貝勒、滿漢大臣、蒙古王公及達賴剌嘛等,紛紛請上尊號,初步統計達十餘次。康熙一概拒絕,反復說:「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潔,俾生民得所,風俗淳厚,教化振興,天下共享太平之福,雖不上尊號,令名實多。如一切政治不能修舉,則上尊號何益?朕斷不受此虛名也。」康熙拒絕上尊號,始終一貫,直至晚年,表明他的明智和求實精神。

  康熙一生遵奉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哲學思想主流是唯心主義的。但由於他一生直接掌管朝政,勤謹治國,置身於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文化等社會活動實踐中,以實心求實政,探索進取,因而思想中也具有以求實思想為特徵的唯物主義因素。

  康熙當政時期,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不得不先後進行平定「三藩」、收復臺灣、抗擊沙俄、征討噶爾丹,以及進兵西藏等一系列戰爭。康熙是這些戰爭的最高決策者、組織者和指揮者,「惟軍旅之事,皆出自一心籌劃」,在這些戰爭中形成了他的軍事思想。

  戰爭並非康熙的嗜好,乃不得已而為之。「譬之身瘡瘍,方用針灸。若肌膚無恙而妄尋苦楚,可乎?

  治天下之道,亦然。亂則聲討,治則撫綏,理之自然也。」康熙的本意但願生民樂業,共享太平之福。不過,既然戰爭強加在他的頭上,也不能屈服。「欲安民生,必除寇虐;欲除寇虐,必事師旅」。用兵是為了息兵,作戰是為了去戰。這是康熙對待戰爭的基本態度。

  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是什麼?他說:「仁者無敵,此是王道,與其用權謀詐偽無稽之言,不若行王道,則不戰而敵兵自敗矣。王道二字,即是極妙兵法。」

  可以看出他很注意人心向背,努力爭取民心;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思想在戰爭問題上有所反映。

  康熙很重視器械堅利和整齊,積極組織武器的製造和改進。不過,他並不因此而忽略人心向背。二十一年(1682)八月,監察禦史拉塞上奏:天下已定,除陝西近邊及沿海地區外,在其他省應禁止火器,不許存留。康熙不以為然,他說:「治天下之道,在政事之得失」,不在火器。吳三桂火器之多無所及者,但「因其所行悖逆,即致滅亡,觀此,則火器之不足恃可知矣」,故沒有採納拉塞的建議。康熙在位六十餘年,沒發生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說明在不同程度上爭得了民心,緩和了矛盾。他概括說:「以力為衛者一夫之雄也,以險為衛者一國之守也,以德為衛者天下之所以善建而不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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