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競雄女俠傳(18)

一八

　　§京師大學堂

　　「富國強兵」——實現這個國家目標，是戰勝帝國主義國際社會的最有效方式。這一點，在作為遠東小國的日本與世界最強大的英國之間平等簽訂同盟這一結果上，得到了印證。

　　為什麼中國和日本，如今會出現這麼大的差距？除陳天華以外，還有更多的知識分子提出了同樣的疑問並得出了答案。特別是甲午戰爭以後，以變法派為主流的康有為等人，過去一直認為中國落後的根源在於武器和軍事實力無法超過西歐列強，這種認識現在卻開始發生轉變。他們認為「富國強兵的根本必須發展經濟和開啟國人心智」。他們認識到，日本的迅速強大，也正是通過教育振興而得以實現的。梁啟超曾經強調，「中國目前教育意識缺乏、人才不足的狀況，歸根結底源於被科舉制束縛的舊制度所致」，提倡「教育救國」，「設立學校，關係到國家的振興與變法的成功」，「讓愚者變智，讓弱者變強，其方法、手段都歸於學校」。學校在當時被稱為學堂。以前曾經提及，儘管有從小學堂升入大學堂的系列設想，但當時只在北京設有大學堂。

　　設立於戊戌維新時代的1898年的京師大學堂，相當於設立於1877年當時日本唯一的一所大學——東京大學。作為近代中國最初的國立綜合大學，於1912年改名為北京大學。京師大學堂的設立，不僅為培養近代中國，尤其是維新變法派的人才而肩負重任，同時引進日本教育制度，使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的一流人才作為中國的「被雇傭外國人」，被派遣到這裡擔任教員。

　　最初設立京師大學堂的設想，是在1896年刑部佐侍郎李端棻向光緒帝上奏由梁啟超代筆起草的文章中所提及的。文中提議，繼京師大學堂之後，在所有的各省、府、州、縣內設立大、中、小學堂。梁啟超在文章中充滿自信地提出，「如果能做到這一點，那麼10年後，優秀的人才將不斷湧現。如果有這樣一批人才，那麼無論何種政治形勢都可以治理，所有的國恥都可以洗雪」。與此相應，許多有識之士的意志也開始高昂起來。1898年2月15日，光緒帝發佈詔告，宣佈「允許設立京師大學堂，並於現在馬上設立」，命令總理衙門大臣上奏相關計劃。但是，保守派的衙門大臣們卻以「史無前例，很難實施」為藉口，試圖拖延其設立。

　　4個月後的6月11日，受維新派催促的光緒帝公佈了《國家目標制定詔書》，其中第一項命令，就是為各省作出榜樣，立即設立京師大學堂。但在3個月後的9月21日，西太后發動了戊戌政變，幾乎全部廢除了百日維新期間頒佈的新政策。其中，京師大學堂因「可作為培養人才之地予以保留」，才得以勉強逃過被廢除的厄運。京師大學堂于同年11月開始招募學生，12月初實施考試，12月31日正式開學。

　　1900年8月，由於義和團事件，八國聯軍入侵並佔領北京。歷盡千辛而得以成立的京師大學堂被沙俄、德國軍隊佔領，作為兵營。入侵者所到之處，圖書、辦公用品和樓房慘遭破壞。無奈之下，學校只能關閉。

　　一年零五個月後的1902年1月10日，西太后任命刑部尚書張百熙為管學大臣，令其即日發佈批准學堂章程（學制）的詔告，重建大學堂並開學。張百熙，湖南長沙人，同治時期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山東和廣東學政、內閣學士、都察院禦史等職，1900年7月任工部尚書，是清廷內部頑固派（保守派）所批判的開明派。由於在戊戌政變時支持康有為，受到了留任處分（雖被罷免官職，但在4年內如沒有出現任何過失，便可以複職）。

　　政變平息、內政重建，而此時，清政府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人才匱乏的窘境。即使西太后，也感覺到其周圍頑固派人士們的無能。於是，她便任命留任處分尚未期滿的張百熙為刑部尚書。緊接著，又任命他為主管學政大計的管學大臣。

　　張百熙在被任命後23天，即2月13日，上奏了《籌辦大學堂概況（大學堂重建計劃方案）》，詳細闡述了京師大學堂重建與學制改革方針。

　　張百熙採取了先行開學的方針，並推薦保定蓮花書院院長、著名教育家吳汝綸為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校長）。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首先介紹與京師大學堂相關的幾位人物與秋瑾的關係。一位就是剛剛提及的吳汝綸先生，另一位是原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後調任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總教習的文學博士服部宇之吉先生。其次，還有吳汝綸先生的侄女吳芝瑛女士、服部宇之吉先生的夫人繁子女士。兩年後，受命運之線牽引，他們相遇，同時對為革命獻身的秋瑾的生涯起了非常大的影響。

　　是年，吳汝綸先生62歲，被譽為曾國藩門下安徽桐城學派中的名儒。我們曾經提及過的《天演論》的啟蒙翻譯家嚴複等人，都出自于桐城學派。

　　京師大學堂的制度，仿效日本的帝國大學實行分科大學制度，即由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帝國大學工科大學等單科大學組合而成。京師大學堂也由京師大學堂師範館、京師大學堂法學館兩個專科學校組成。作為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按照日本的體制，類似于帝國大學的校長，而師範館和法學館的總教習，則類似于文科學院、法科學院的院長。

　　管學大臣張百熙推薦吳汝綸先生的理由，是鑒於其「學問純正、處事開明，通曉古今中外，是肩負大學堂重任之人物」。然而，吳汝綸感到，作為總教習，要使荒廢的大學堂重新開學，這項具有統帥意義的工作將十分艱難，它需要超強的能力和精力。而自己年事已高，所以多次婉言拒絕，建議委任其他有能力之士。但是，張百熙卻不予許可，認為能力可以克服年齡，並以78歲高齡、逝世之前尚與八國聯軍全力進行議和談判的直隸總督李鴻章為例，對其一再勸說。最後，吳汝綸實在難以推託，只得以附加條件的形式應允下來。這個條件是，在其就任之前，以「掌握專門要點」的目的，東赴日本考察教育制度，同時兩國政府要對此給予支持。這個要求，得到張百熙的許可。於是，吳汝綸決定於6月出發赴日本考察。

　　由於赴日留學生不斷增加，日本政府租用地處東京市神田區駿河台鈴木町十八番地的西洋館和帶有兩間房屋的日本住宅，於3月底開設了「清國留學生會館」。這是因為當時的清朝留學生內部出現了迫切需要一個集中組織和場所的要求，經有關人士籌辦並得到清朝公使館的援助，進而得以實現。會館由選舉產生的14名學生負責運營。他們開始是提供會議場所，召開日語學習會，之後還組織了由秋瑾指導的演說練習會以及標準話研究會等特殊學習會。此外，還進行出版、出版物銷售和代售等活動。

　　在同一時期，與秋瑾同鄉的周樹人（魯迅），也受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派遣，作為官費留學生于4月4日乘坐神戶丸商船從上海來到橫濱。他在東京的最初寄宿地為本鄉區湯島二丁目的伏見館，接下來是順天堂醫院右側、地處東竹町的中越館。他開始在弘文學院學習，其後又轉到仙台醫學專科學校學習。

　　當時的留學生，主要來自於江蘇、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地區。這些地方都是革命家輩出的地區。儘管留學生幾乎全部由官費派遣，然而其結果卻與清政府培養人才的初衷適得其反，最終培養了一批革命者。

　　似乎已經看透了這個結局，4月16日，出生於浙江的革命思想家、「光復會」創始人章炳麟（字太炎）在東京召集了「中華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的發起大會。這裡的「亡國」是指，漢族政權的明朝於1662年被滿族所滅亡的事件。章炳麟因為給《革命軍》作序並刊登在《蘇報》上而捲入「蘇報事件」，在上海的監獄裡關押了三年，被釋放後立即逃亡到了日本。

　　留學日本的魯迅，將太炎先生——章炳麟視為浙江同仁的前輩，並在其手下工作過。由於他們地處國外，清政府對「中華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也無法取締，即使時任駐日公使的蔡鈞也拿他們毫無辦法。正因為如此，兩年後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