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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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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退隱洛陽 唐文宗大和元年正月底,白居易回到了洛陽。回到洛陽以後,白居易才知道其兄白行簡已於去冬逝世了,深為悲痛。同時也才知道敬宗被弑、文宗即位改元的正局變動情況。三月,白居易被拜為秘書監,穿上了三品官的紫袍。這時朝廷雖是文宗即位,但宦官仍執掌大權,政治上很難有清明之望。大和二年,轉升刑部侍郎。大和三年,李宗閔做宰相。四年,牛僧孺又做宰相,他和宗閔、僧孺的關係密切,尤其和牛僧孺又有師生關係,本來可以做更大的官,但此時白居易早已對政治感到厭倦,稱病回洛陽,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從此詩人再也未回到長安。 唐朝官制,中央職官任命在陪都洛陽執行任務,叫做分司東都。其實分司官只有禦史有實職,其他的多系優待退閑的官員,並不任職,所以又稱為散秩、散職。 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的官職,對於已灰心於政治的白居易來說,真是太滿意了。「祿俸伏饒官不卑,就中閒適是分司」。渴望已久的「吏隱」生活,退居洛陽以後可真是名副其實地過上了。所謂「吏隱」就是吏與隱相結合,隱逸於閒散的官職。在那個政治黑暗的年代,做官吧,「一朝列士籍,遂為世網拘。高有罾繳憂,下有陷井虞。」同時白居易又不想捲入黨爭漩渦,想全身遠害,加之道家清淨無為、知足保和,佛家「求無生」、「歸無門」的觀念都是早已在他的思想上生了根,所以他想退隱。退隱吧,「滄浪濯纓」固然逍遙自在,但「箕潁人窮獨,蓬壺路阻難」,這些年雖是在朝為官,但總是清廉奉公、救濟饑貧,基本上沒有什麼積蓄,一旦退隱,有衣食之憂,有孤獨之虞。在白居易看來,「貧窮心苦多無興,富貴身忙不自由,唯有分司官恰好,閒遊雖老未能休。」這樣既免衣食之憂,又免為官之苦,因此分司東都以後,詩人極其欣幸地自擬為當代的「四皓」之一,還常以榮啟期、二疏、陶潛自況。「嵩洛供雲水,朝廷乞俸錢」,避世者的閒散自在,幹世者的榮華富貴,他是兼而得之了! 大和四年(公元389年)十二月,白居易被征拜為河南府尹。河南尹是一個有實職的官,當時的河南府下轄洛陽、偃師等26個縣,公務是比較繁忙的。 對於這個任命,白居易當然是頗不滿意的,因為詩人此時實在無心去做那有實權的官了。 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四月二十五日,白居易因病免去了河南尹,再授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對這次任免,白居易頗為高興,一種按捺不住的喜悅之情洋溢於《再授賓客分司》一詩之中。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九月,朝廷又任白居易為同州刺史,詩人對這個任命乾脆拒絕。礙于詩人的聲名,朝廷只好收回成命,改授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並進封馮翊縣侯。對此,詩人大喜過望。 這個時候,「留守東都」的是晉公裴度,他由於受到宦官排擠,政治上很不得意,便大興土木,築午橋莊、綠野堂,廣延賓客,縱情享樂。他與白居易過從甚密。自元稹死後,白居易最要好的朋友劉禹錫,這時也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白居易和他們贈答酬唱,極為頻繁。 開成二年,河南尹李待價(李玨)修契洛水之濱,啟留守裴度,裴度召集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劉禹錫等一十五人,「合宴於舟中,由鬥亭曆魏堤抵津橋,登臨舟船,自晨及暮,簪組交映,歌笑間發,前水戲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盡風光之賞,極遊泛之娛」,難怪白居易要自稱為「逍遙地上仙了」。 次年,白居易模仿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寫了一篇《醉吟先生傳》,敘述了自己放浪詩酒山水間的生涯: 「醉吟先生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為詩友,安定皇甫郎之為酒友。每一相見欣然忘歸。洛陽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 從此,詩人自號為「醉吟先生」。 可是好景不常,開城四年裴度去世,賓朋散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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