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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這一年年末,進討王庭湊的兵馬,仍無什麼進展。

  白居易審時度勢,提出了一個完整的作戰計劃。他主張魏博、澤路、易定、滄州四道兵馬退守本界,然後抽揀勁卒交由李光顏統率,把指揮權交給李光顏,令其從東面進討;令裴度臨境招諭,以動搖其心,這樣就可以收復弓高,進而解深州之圍。白居易的《論行營狀》是長慶二年正月初五遞上去的,這期間正逢新年,但他卻忙於寫論戰事的疏狀,從這一點可看出白居易是相當關心國家大事的。然而這一番中肯的建議,又被唐穆宗束之高閣、置之不理。未過幾天,魏博軍潰,田布自殺,河北局勢又陷入混亂。

  長慶二年(公元822年)二月,元稹做了宰相,他有意要解除裴度的兵權,便慫恿穆宗罷兵。穆宗聽從了元稹的意見,詔除裴度為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事。白居易對元稹的這種作法極為憤慨,於是上《論請不用奸臣表》,揭露元稹:「臣素與元稹至交,不欲發明。伏以大臣沈屈,不利於國,方斷往日之交,以存國章之政。」白居易的這種不以私害公的精神,實在讓人欽佩。

  白居易回京時,本是懷著對國家效力、匡時濟世的宏願,希望成就一番事業,上能報君恩,下可酬夙志。可回長安的這兩年,他卻目睹了朋友們為了權利明爭暗鬥,不肯盡心為國家效力,就連他的好友元稹也變了節,和宦官魏弘簡等勾結,與裴度失和。當年「有節秋竹竿」的偉丈夫、自己的知己、詩友,竟變成如此的庸碌勢利小人,令他心情十分煩悶。加之穆宗在政治上荒怠,整日遊獵,宴會,不聽諫勸。當時的宰相王播、蕭俯等齷齪卑污,沒有遠謀大計,一味盲目地主張銷兵。對蕃鎮處理失當,結果使河北局面大亂,成德節度使田弘正,為部將所殺害,田布被迫自殺,河北又成為了安史以來的半獨立狀態。白居易事前有《論行營狀》詳陳對策,主張委李光顏從東邊討逐,委裴度四面臨境招諭,就軍事形勢指出平定戰亂的策略。無奈三上奏疏,均遭冷遇。他深知政局頹勢已成,大廈將傾,獨木難支。「偶聖惜年邁,報恩愁力小。素餐無補益,朱綬虛纏繞。」自己既無回天之力,留在京城不但無所作為,反而容易罹禍。於是便力求跳出這惡濁的政治旋渦,申請出京去做地方官。

  同年七月,唐穆宗准奏,任命他為杭州刺史。

  白居易接到詔命,非常感慨。他在《長慶二年七月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次藍溪作》一詩中寫道:

  太原一男子,自顧庸生鄙;
  老逢不次恩,洗拔出泥滓。
  既居可言地,願祝朝廷理;
  代閣三上章,戇愚不稱旨。
  聖人存大體,優貸客不死。
  風詔停舍人,魚書除刺史。

  離京外任,雖是白居易自己的請求,但從這首詩中,我們不難看出詩人內心的隱痛。

  杭州本是白居易少年時代為避戰亂漂泊過的地方。

  那時的杭州刺史是房孺複,「其風流韻雅多播于吳中」。

  白居易當時曾認為「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

  現在詩人居然去杭州做刺史,可以說是如願以償了。

  因此,除授杭州刺史的詔書一下來,白居易匆匆整理了行裝,馬上就上路了。

  白居易離開長安後不久,李逢吉利用元稹與裴度的矛盾,構陷了一個于方案件,說元稹要謀殺裴度,天子震怒。這樣元稹被擠下相位,貶為同州刺史。元稹出為同州刺史後,寄詩給白居易解釋說:「唯應鮑叔猶鄰我,自保曾參不殺人。」

  元稹想用自己的不用,爭取白居易的同情,同時取得他的原諒,所以又說:

  「羸骨欲錯猶被刻,瘡痕未沒又遭彈。」

  白居易最終原諒了元稹,二人又和好如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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