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13)_學達書庫

一三

　　白居易強烈反對，他上疏說：「宰相者，人臣極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可輕授。王鍔既非清望，又無大功，若加此官，深為不可。」同時他還尖銳地指出：王鍔做節度使，不顧地方凋殘，只顧大肆收刮，以致淮南地區民不聊生。他把搜刮來的大量財物，親自帶來京城，美其名曰貢賦的盈餘，進奉皇帝。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現在倘若讓他如願以償地做起宰相來，恐怕天下的人知道了會說陛下收了王鍔的進奉才讓他做宰相的。我還恐怕各道節度使，從今以後都要效法王鍔搜刮人民來謀求宰相。

　　憲宗看完白居易寫的這篇《論王鍔欲除官事宜狀》後，覺得有理，同時又由於白居易的再三力諫，為保護面子，只得給王鍔加了個檢校司徒、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把他打發到江西去了。

　　就在王鍔來朝的時候，原山南東道節度使、守司空、同平章於頔，同山南東南節度使裴均，倆人均請入朝。他們入朝的目的，顯然不是只想掛個宰相的頭銜，而是想掌握實權。白居易看出他們的用心，於是據理陳述利害，提醒唐憲宗拒絕他們。可是唐憲宗接受了他們的「累有進奉」，終於詔准他們入朝了。不僅如此，唐憲宗還把長女永昌公主嫁給了於頔的四子，成了親家。可見唐宗憲的昏庸。

　　元和四年（公元899年）春天，南方及京畿地區久旱成災，赤地千里，路有餓莩。唐憲宗以久旱不雨，下了一道「罪己詔」。白居易得知後很感動，在一首《賀雨詩》裡，他說：「君以明為聖，臣以直為宗，敢賀有期始，亦願有其終。」意思是勉勵皇帝能從此開始，體恤人民，多做些于人民有益的事。他又上書奏道：「皇帝空言『罪己』是不夠的，要讓人民真正得到實惠，最好是減輕或免除繳納租稅。因為人民遇上荒年，穀物歉收，已經難以為生，還要交租納稅，在差吏的催迫徵收之下，勢必活不下去。希望皇帝能廣播皇恩，對江淮受災地區，按災情輕重，或減租，或免租，以救災民於水火之中。」

　　白居易奏請免除江淮地區的租稅，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江淮人民來說，顯然是有利的。從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來看，也是有好處的。因為人民久經兵革之害，疲憊已極，現在人禍未了又加天災，真是苦不堪言。若再催逼賦稅，人民走投無路時，不得不鋌而走險，反抗暴政。唐憲宗看到了這一點，一來怕逼迫過甚，災民造反，危害自己的統治；二來也想籠絡民心。於是很快就詔准了白居易的奏請。

　　九月正是開始和糴的季節，白居易對和糴害民，深有體會，便立即上疏主張把配戶改為開場自糴，或者和糴改為折糴。和糴本來是官府出錢，百姓出谷，兩相商量，然後交易。政策本身並不壞，可以調節穀價，免得谷賤傷農。可是後來卻變成府縣散配戶人，等於攤派，不僅不是商量定價，而是少給錢。這還不算，還得百姓送到指定地點，苟有稽遲，則被追捉迫蹙，甚至鞭撻，比追討賦稅還嚴重。號為和糴，其實害人。白居易由於熟知其情，主張有司出錢，開場自糴，谷價稍高一點，賣谷的人自然多起來，前弊自除。

　　如果不願開場自糴，可採取折糴，就是折青苗稅錢，使納斛鬥，然後給現錢。故而白居易在《論和糴狀》說：

　　「由是而論，則配戶不如開場，和糴不如折糴，亦甚明矣！臣久處村間，曾為和糴之戶，親被迫蹙，實不堪命。」

　　然而這種對人民有利的意見，唐憲宗卻聽不進去，不予採納。

　　白居易對朝政出於一片忠誠，的確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可是他的勸諫卻很少得到憲宗的採納，使他感到非常苦悶：

　　中園何所有？滿地青青葵。
　　陽光委雲上，傾心欲何依？

　　他覺得自己是匹千里馬，但無人賞識：

　　豈無市駿者，盡是凡人目。
　　相馬失於瘦，遂遺千里足。

　　他把自己的言論，比做古琴發出的古聲，由於「不稱今人情」，再加上有人干擾，便得不到憲宗的聽從：

　　不辭為君彈，縱彈人不聽。
　　何物使之然？羌笛與秦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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