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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這一時期,白居易也不可避免地寫些歌功頌德之作,說些違心的話。元和五年(公元819年)正月,憲宗命翰林學士們都要撰寫太平樂詞,以便配樂演奏。白居易寫了七首,其中有歌頌的的言詞,但在歌頌的言詞中也流露出自己的主張。如《大平樂詞二首》雲:

  歲豐仍節儉,時泰更銷兵。
  聖念長如此,何憂不太平。

  這首詞是提到了「節儉」和「銷兵」問題,而且強調說,「聖念長如此,何憂不太平。」這就是告訴憲宗說,要想天下太平,就不應該打仗。

  這年冬天,河北戰事又起。戰爭的起因是這樣的:

  二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死了,他的兒子副大使王承宗自為留後。憲宗早就想革除河北三鎮世襲這一積弊,乘王士真死,擬另外任命節度使。如果王承宗不從,便發兵討伐。由於朝臣意見不一致,事情暫時擱置了下來。王承宗經過好長時間得不到朝廷承認,也很害怕,便上表自訴,同時願意把德、棣二州歸中央管轄。九月唐憲宗任命王承宗為成德節度使,同時任命薛昌朝為德、棣二州的觀察使。由於王承宗受人挑唆,派兵把薛昌朝囚禁起來。憲宗派宦官去命令王承宗把薛昌朝放回德州,王承宗拒不奉詔。於是憲宗於十月下詔削去王承宗的官爵,發兵大舉進討,然而昏庸的唐憲宗卻把用兵的指揮權交給了宦官吐突承璀。

  白居易認為,這場戰爭事關重大,必須選擇良將,委以兵權,決不能以宦官為帥,便上疏直諫。他在《論承璀職名狀》裡說,國家遇有征伐的事,從來都是專派將帥,怎可派宦官為帥,天下臣民知道這件事要輕視朝廷,外國人也會嗤笑國家沒有人才。白居易的這一奏章,字字句句詞切意誠。然而唐憲宗卻充耳不聞,執迷不悟。結果不出白居易所料,吐突承璀出師以後,將帥離心,士氣不振。戰爭進行了十個月,吐突承璀戰無不敗。最後唐憲宗不得不制詔「洗雪王承宗,以為成德軍節度使,複以德、棣二州與之」。

  元和五年(公元19年)春天,河南尹房式違法,白居易的好朋友元稹,以監察禦史的名義勒令其停職檢查。這時被元稹彈劾過的豪強權貴,便趁機和宦官勾結,對元稹橫加指責,憲宗也認為元稹行事越權,罰一季俸祿,並召回西京。元稹途經華陰敷水驛站時,宦官劉士元也到了驛站。劉士元倚仗著皇帝做後盾,一定要讓元稹讓出正廳,元稹不肯,劉士元便叫駡著打破驛門,闖進廳內,把元稹趕了出來,並用馬鞭打傷了他的臉。回到長安後,唐憲宗不但不責罰驕橫跋扈的家奴,反而把元稹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翰林學士李絳、崔群等人,力辯元稹無罪,憲宗卻置之不理。

  白居易得知後三次上表抗言。

  他認為,元稹「守官正直」、「自授禦史以來,舉奏不避權勢」,自然要引起小人的忌恨,做人主的對這些挾恨以報私仇者的誹謗,不應不加細察,妄加制裁。他明確指出,劉士元與元稹爭廳一事,完全是宦官恃寵「嚇辱朝官」,現在「中官有罪,未見處置,禦史無過,卻先貶官」,處分之中有失公道。若此風一長,只「恐從今以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淩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為戒,吞聲而已,朝廷將成何體統!」抗疏奏上之後,憲宗無言以對,只好「不報」。白居易雖據理力爭,終究沒有改變憲宗對元稹的錯誤處分。

  白居易在朝廷上,凡遇有害國計民生的事,無不議論激切,犯顏直諫。《舊唐書·》有這樣一段記載:有一次白居易入殿中對答,持論強硬,皇帝還沒說明白,白居易就進言:「陛下錯了。」皇帝為之變色,遂罷對。隨後對李絳說:「這個人是我自己提拔的,竟敢這樣狂妄,我不可忍此,一定要罷斥他!」

  李絳說:「陛下開言者之路,所以群臣敢於直論政之得失是非。若罷黜白居易,是箝住言者之口,使其自謀,這不是發揚盛德的做法啊。」皇帝領悟,白居易才免遭處分,皇上對白居易仍和以前一樣。

  元和五年四月,白居易三年拾遺任滿。這時昏君、宦官、權臣們,再也不肯讓他連任諫官了。唐憲宗一再使人對白居易暗示「上意」,以「居易官卑俸薄,拘於資地,不便超等」為藉口,讓他自己選擇官職。

  這表面上看像十分關心他,實際上是皇上已不信任他了。在這種形勢下,白居易不得已上了一道陳情狀,以「臣母多病,臣家素貧」為名請准如薑公輔例改授外官,以便於奉養母親。五月,白居易便被任命為京兆府戶曹參軍。這實際上是明升暗降一個有著強烈的正義感和遠大抱負的詩人、政治家,白居易終於被逐出了「近臣」之列,剝奪了直接參與朝政的機會。

  白居易任京兆府戶曹參軍以後,心情是苦悶的。

  他被從皇帝的近信行列中趕了出來。一任外官,連跟皇帝接觸的機會都沒有了,還怎麼能通過皇帝實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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