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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


  星期一,又進行了一次令人精神緊張的談話,這一次是和菲拉托夫交談,關於這次會見我已經談過。我感到,越接近行動的時間,在克里姆林宮裡、老廣場上以及國防部內緊張的氣氛就越濃。

  截止此刻的事態是這樣的:白宮領導人每時每刻都在等待命令的發佈。9月18日,星期六,哈斯市拉托夫在議會中心會見了各級蘇維埃的代表。這是一次貨真價實的蘇維埃女妖夜歡會,議長下流無恥的充分表演成了它的「壯麗尾聲」。哈斯布拉托夫站在講臺上,說了這樣一句話:他說,從我們總統那兒能得到什麼,要知道,他是一個俄羅斯大老粗,在「這種饋況下(他意味深長地彈了一下自己的喉嚨)」,任何命令他都可能簽署。這種侮辱已不能強烈地打擾我,對儀長的狂妄行為我沒有理睬。然而,電視報刊和社會輿論卻反應強烈。他越過了以前他不敢越過的界限。這種事之所以能發生,或者是因為他已感到毫無出路,或者相反,他試圖表現自己的信心和力量。

  9月19日,星期日,哈斯布拉托夫發出號召之後,各級蘇維埃的許多會議就從議會中心轉移到白宮。略斯布拉托夫和魯茨科伊決定利用各級蘇維埃代表作為人牆盾牌。星期天,根據我們最初的打算,本應變空的白宮已塞滿了人。到星期一,慌亂的活動仍齊繼續。越來越多的人被召集到白宮。我一直想竭力避免的事情終於發生了。白宮變成了對抗總統令的有組織的司令部。

  星期二早晨,我通過直線電話又一次同切爾諾梅爾金、戈盧什科、格拉喬夫和葉林通了電話。我只向這幾位實力人物提了一個主要問題:現在對白宮該怎麼辦?是否還有可能把那些代表從那裡「攆走」?我對他們施加了壓力,讓他們好好想一想。或許由特種部隊來一次閃電式的休克突擊,或許還有我們未來得及研究的其他方案?唉,在莫斯科中心地區留下這樣一個具有爆炸性危險的策源地,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每一位部長逐一向我談了自己的意見。他們的意見言簡意賅,清楚明確,但這些意見並末使我變得輕鬆一些。我明白了:拿下白宮並非易事。應從這一事實出發來制定下一步策略。當然這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在和每個人談完話之後,我請他們所有人在12時都到克里姆林宮裡來。他們都意識到了我的處境,但又不能提供任何幫助。

  我再重複一次,當然不是這所大廈本身使我感到焦躁不安。現在我簡直是幾乎從肉體上感受到,我們面對著多麼嚴重、複雜和危險的局勢。我已清楚地看到了被人群包圍著的白宮。從那裡將會挑起衝突、破壞和戰爭。要避免這一切,只能去冒風險了。看來,還不得不在某些問題上尋求妥協,重新開始談判,並在某些方面向最高蘇維埃領導人作出讓步。主要是,要避免流血,避免傷亡,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應如此。

  的確,這將是俄國歷史上對蘇維埃的最後妥協。再過幾個小時,我將宣佈解散議會。屆時,蘇維埃政權在俄羅斯將永遠結束了。對此,我深信不疑。

  ……12時,會議參加者聚集在一起。大家都很緊張。當我請帕維爾·格拉喬夫發言時,他由於過於激動請求允許他宣讀一下自己簡短的報告。他從未這樣做過,但現在卻以堅定的口吻,開始大聲地念他寫在紙上的報告。接著、切爾諾梅爾金、葉林和新上任的安全部長戈盧什科都發了言。

  由於事態發生轉折。我們對我們的計劃作了一些修正。主要變化,自然涉及到白宮。我們決定切斷白宮與全市及政府的通訊聯繫,以便最大限度削弱議會對各地的影響。我記得,1991年8月切斷政府電話聯繫是如何妨礙我們對重要問題作出決定。而無人注意、後來一直暢通的維克托·伊柳辛的電話對我們幫助很大。我請負責政府通訊工作的斯塔羅沃伊托夫將軍儘快來見我。20時零1分,即開始轉播我的告人民書之後,應該立即切斷白宮內的所有電話。

  經過簡短的討論,決定不在議會大廈周圍部署特別密集的軍人或警察哨卡。因為密集的封鎖可能加劇呆在白宮那夥人的挑釁。任何軍事分隊和武器裝備都未調入莫斯科。我認為,我們應採取這樣的策略。不錯,我們可以採取強硬的、堅決的、對等的措施,但那只是為了回敬白宮領導人的挑釁性違法行為。我認為,我們自己不應激化形勢,不能以任何方式加劇緊張氣氛。

  我們散會了。我開始準備電視講話。我指定在17時錄像。到克里姆林宮來的電視工作者小組並不知道,正是將由他們來錄像。只是到這裡才通知他們要攝製總統的告人民書。他們是專業技術人員,對此並不感到驚奇,和平時一樣,他們在克里姆林宮第4室佈置好設備,安裝好攝像機,調試好話筒。但是,看來他們還是感覺到,這一次不是攝製普通的告人民書。

  與平時一樣,在這種情況下總免不了出技術故障。當把我講話的文本打入電腦後(文本應能顯示在一個特殊裝置的熒屏上,這個待殊裝置使講演人在讀文本時不必向桌子上看,而是可面對攝像機鏡頭),因裝置出了毛病,文本在熒屏上怎麼也顯示不出來,而後來顯示出來時,一行行字不按監控器的速度慢慢行進,而是以極快的速度一閃而過。工程師們忙碌起來,而這一插曲卻消除了我的緊張情緒。這是常見的事。在首長在場和最關鍵的時刻,機器總壞。最後,一切都整修就緒。所有與錄像無關的人都被請出了第4室。完全寂靜下來。我看著攝像機,說出第一句話:「俄羅斯公民們!」。

  我讀完了告人民書。站起來向所有人表示感謝。電視臺工作人員把攝製好的錄像帶交給了我的助手們。幾分鐘之後,有警衛護送的汽車向「奧斯坦基諾」電視臺方向疾馳而去,預先趕去的維亞切斯拉夫·布拉金應在那兒拿到錄像帶。並在20時播出。

  還有一個細節。我的新聞秘書維亞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請攝製組全體人員在20時之前不要離開克里姆林宮。領他們吃了晚飯,為了不使他們感到煩悶,還讓他們隨便消遣了一下。這些預防性措施現在看來也許是多餘的,但在那時則是必要的。

  在辦公廳把命令的副本封上,按今天的順序編了號,標上日期。它的編號為1400。而實際上,這一命令我在一個星期前就已簽署。9月21日20時命令開始生效。20時整,機要交通應把帶有命令副本的一攬子文件交到那夥人手裡,其中首先是哈斯布拉托夫、魯茨科伊、佐爾金。他們的反應我是清楚的,但形式上的手續還是要遵守的。

  我決定不在克裡姆林富等到20時。大約19時,我叫來了汽車,離開了克里姆林宮。我是在家裡看到自己的告人民書的。我覺得讀得不那麼流暢。但是,當我盡可能離得遠一點看自己時,我覺得演講還是成功的。

  從這一時刻起,俄羅斯將進入一個新的時代。我們將徹底清除70多年來積累起來的齷齪、虛假、偽善的最後殘餘。再作一些努力,我們大家將更輕鬆更自由地呼吸。如果我不堅信這一點,也就不值得幹任何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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