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筆記(95)_葉利欽

九五

　　總統日記
　　1993年9月19日

　　我和格拉喬夫、巴爾蘇科夫、科爾紮科夫一起去了市郊的「羅斯」府邸，想在緊張日子到來之前盡可能丟下工作，在森林裡走走，呼吸一下莫斯科郊外秋天的空

　　晚上，吃過晚飯以後，帕維爾·格拉喬夫和米哈伊爾·巴爾蘇科夫之間發生一場激烈的爭論。據我所知，米哈伊爾·伊萬諾維奇是一位沉著鎮靜、有自製力，甚至可以說是一位心腸軟的人。但他突然憤怒地向格拉喬夫證明，實力部門根本沒有為實施即將發佈的總統令做好準備。他說，大家的出發點是，我們用不著採取強硬措施，一切都會和平、順利地解決。如果我們能在第一天就順利地佔領白宮，那簡直好極了。但我們應盡一切努力，力爭一宣佈命令就立即拿下白宮。接著，他大動肝火地問道：如果不順利怎麼辦？有誰現實地估計過今後幾天內白宮將構成多大的威脅了嗎？軍事專家們制定的行動計劃在哪兒？當實施總統令時，如果某部隊站到了議會一邊，或者民警機關無法維持住社會秩序，又當如何？可能發生的事還少嗎？軍人的行動沒有經過周密考慮。應進行司令部演練，並制定好安全部、國防部、內務部、保衛總局等所屬兵力和武器裝備相互協同的種種方案。我們不應事後再對形勢作出反應，而是現在就應預先估計到一切。最後，他氣憤地說：「作為一個軍人，我認為，我們並沒有做好執行命令的準備！」

　　帕維爾·謝爾蓋耶維奇竭盡全力才控制住自己。他同樣不能心平氣和地說話。格拉喬夫指責巴爾蘇科夫簡直對勝利喪失了信心，他帶著這樣的情緒最好不要參與這樣的大事。他說，所有的人都對總統走這一步做好了充分的準備，而軍隊早就等著這一天了。沒有什麼可怕的。白宮將是我們的，最後勝利也一定屬我們。

　　連我在場也未能使他們控制伎自己激動的情緒。我敬重這兩位將軍，但這一次，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為了制止他們爭吵，我也幾乎要喊起來。我很理解，大家的精神已緊張到極點。儘管如此，巴爾蘇科夫的態度還是激怒了我，為什麼現在——在距發佈總統令還有兩天的時候他還說這種話？！格拉喬夫是對的，帶著這樣的情緒最好什麼也別幹。

　　我甚至這樣對他說：米哈伊爾·伊萬諾維奇，也許。您現在確實需要休息一下，等一切結束之後，請您再回來工作。

　　巴爾蘇科夫委屈地看了我一眼。然後說，如果他能留在克里姆林宮，對事情會好一些，如果我同意，他想繼續完成交給他的工作。我點頭同意了。

　　大家在彼此不滿和緊張衝動的氣氛中不歡而散。

　　＊＊＊

　　對於那些日子發生的許多事情，現在隨著時間的推移，不知為什麼幾乎換了一種看法。

　　巴爾蘇科夫的「嘩變」。那時，我把他的行為看作是一種軟弱的表現。而現在我認為，他那時已本能地意識到危險。作為安全部門一個有經驗的軍官，他預感到，事態可能被推向難以駕馭的軌道。他知道。這一切正在孕育之中。

　　確實如此，1993年秋天形成的局勢是一步步釀成的。它孕育著失控、破壞和大規模恐怖活動，以及軍隊、社會和各地區的分裂。

　　我們這一代人的少年和成年時期是在和平時代度過的，戰爭已成為童年時代某種怪影和惡夢。全部生活一直籠罩在可靠的核恐怖保護傘之下，處在兩種制度對抗的保護之下。這一切已印人人們的腦海，在人們的潛意識中已失去了對戰爭的準備。

　　不知為什麼，我相信，我國所有最可怕的歷史事件已成為久遠的過去，今後也不會再發生。一方面，這是一種蘇聯式的根深蒂固的樂觀主義，另一方面，說真的，在俄羅斯還能有多少內戰、專制、革命和恐怖？但是，樂觀主義終歸是樂觀主義，總還是應該作最壞的準備。這應成為一種規律。切爾諾貝利、亞美尼亞、第聶伯河沿岸、高加索「同胞」之間的戰爭，以及「8·19」叛亂，這一切對我們這些曾生活在這個平靜國家裡的人來說，都是嚴厲的警告。

　　還有一個可能造成災難的問題——不會和害怕使用武力。以前，我們沒有過應付動亂、緊急狀態和地區衝突的周密行動計劃。應該老實地承認這一點。而這樣的計劃只能在實際經驗的基礎上才能制定出來。但在我們這個國家沒有實行大規模緊急狀態的任何經驗。

　　那麼，既然沒有計劃，既然8月叛亂對我們來說是唯一的實例和俄羅斯全國規模的典型意外事件，由此就產生了病態性綜合心理。於是，就對遊行示威恐懼，不會控制街頭的自發勢力，由此便產生了我們對白宮實行赤手空拳的包圍戰術。用橡皮棒和盾牌去對討衝鋒槍、燃燒瓶、短槍和尖刀。

　　這裡，再補充談一下政治矛盾的癥結。

　　總統表面上違反憲法，採取反民主措施，解散議會，但是為了使民主和法制在國家得以確立。議會看上去是捍衛憲法，卻是為了推翻合法選舉的總統，建立完全的蘇維埃政權。當然我們就陷入這些矛盾之中！

　　為什麼允許魯茨科伊給各軍區和大型軍工廠打電話和挑撥國內戰爭？為什麼給好鬥分子和恐怖分子反對合法政權的機會？為什麼讓國家承受如此可怕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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