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筆記(92)_葉利欽

九二

　　◎第九章　艱難的秋天

　　總統日記
　　1993年10月3日

　　清晨，我驅車前往克里姆林宮。一種不安的感覺徹夜困擾著我。白宮雖說被民警和特種警察包圍著，但它畢竟對莫斯科構成可伯的威脅。

　　每當我作出某種重大決定，從不再讓一些愚蠢的想法所困擾：不妨換一種做法，或許會有別的結果。這是毫無益處的自尋煩惱。決定一旦作出，就別無選擇。只能不拆不扣地去執行它，盡力幹好，幹到底。以前一直是這樣。例如，我從未因在10月中央全會（1987年）上的那次發言懊悔過。不錯，我難受過，苦惱過。但絕沒有被動搖折磨過自己：如果我不登上講臺，我的一生會怎樣呢？我作決定時，就如同要往水裡跳一樣。我不想分析，這是缺點還是優點。

　　而這一次，似乎在我一生中頭一次在腦海裡閃現了這樣的念頭：我究竟做的對不對？是否還有別的方案，能否換一種做法，我是否用盡了一切可能？……俄羅斯對沒有法紀的狀況已感到厭倦。而第一個全民選舉的總統卻要違反法律，即便這是不好的、荒謬的，以致使國家陷入崩潰邊緣的法律，但這終歸還是法律啊。

　　我把所有的事件一小時一小時、一天一天地向前理了理，試圖弄清楚，我是否犯有錯誤……

　　＊＊＊

　　9月初。我已作出了決定。對此無人知曉，甚至我周圍的工作人員都猜想不到，我已作出了原則性的選擇。這佯的議會在俄羅斯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

　　我知道，洩漏情報是不允許的。對於好鬥和正在作垂死掙扎的最高蘇維埃來說，總統要解散議會的情報可能成為放到火藥桶跟前的火柴。議員們只要能繼續執政，他們將不惜挑起任何流血事件，而且不管多大的犧牲都無法阻止他們。

　　解散議會的命令首先需要法律上的保證。我接通了維克托·伊柳辛的直接聯繫電話，請他來一趟。在我腦子裡已想好了下一步行動的方案和命令的大致提綱。

　　我請伊柳辛上樓到我這兒來。這意味著我即將啟動整部機器。現在，業已調整好的專家班子將著手工作。當維克托·瓦西裡耶維奇正從2層到3層我這兒來時，還有一分鐘，我還可以把這一切停下來。但我根本沒有出現這樣的念頭。伊柳辛進來了，我只用幾句話就確切簡明地交待了任務，並細心地觀察了一下對方。和平時一樣，他顯得很平靜。似乎他接到的任務是起草一份為明年冬天準備飼料的命令。他提了幾個問題：吸收多少人參加這項工作？他們可以對文件的實質瞭解到什麼程度？用多長時間起草命令？我回答說：人數要最少，他們分頭單獨工作，任何人都不應瞭解文件的實質，期限是一個星期。他點點頭，走了。工作即將開始。

　　在9月最後的日子裡，所有的會晤、談判、外出視察都要依照即將擬出的命令由我親自審定。許多事情早在7、8、9月份就預先作了安排，有些安排我推遲了，有些事卻不能取消，而且我要利用這些早已擬定的措施，更好地為以後的大事作好準備。如在原定的日程表中，曾計劃視察塔曼師和康捷米羅夫斯基師。我早就答應過帕維爾·格拉喬夫，到他的精銳部隊去看看。當著手起草命令之後，這次視察對我來說就有了新的意義。無論我和戰士們談話時，還是在觀看分隊出色的軍事表演時，以及演習後和軍官們會見時，我都一再向他們指出即將有重要大事發生。並問他們：「你們將如何行動？你們將採取何種態度？」當然，我不可能明確地對他們說什麼。然而，我已清楚地，可以說十分清楚地意識到：他們將支持我。不會有背叛。

　　一個星期以後，命令已起草完畢。在最後階段，我批准伊柳辛吸收總統法律助理尤裡。巴圖林參與起草文件。我曾懷疑。是否值得這樣做。這倒不是因為我不完全信任他，而是想讓儘量少的人家受過重的情報負擔，特別是如此重要的情報負擔。據我所知，在計算機裡有—個專門的系統，它能夠保護機器免受多餘的、不需要的信息的干擾和破壞。人們為什麼會產生心絞痛和失眠，就是因為獲取了大量的消極信息的緣故……

　　但是。出現了一些重大問題，解決它們需要有專門的法律知識。於是我讓尤裡·巴圖林參與此事。他和以前一樣。精確而內行地完成了自己那一部分工作。

　　我這裡又產生了與憲法法院及其在頒佈命令之後的地位有關的一些問題。當我第一次向伊柳辛談及命令的一些要點和與憲法法院有關的問題時，我是這樣說明的：在選舉新的聯邦會議之前，憲法法院停止開會。此後，經過長時間的思索，我明白下，如果我不是禁止憲法法院成員聚會，而是建議它在新的立法機關選舉之前不召開會議，那麼，表述就更準確。這樣，措詞緩和，憲法機關也不會感到難堪，而我又完全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態度。此後。就憑著法官們的良心作出選擇：要麼放棄政治爭吵，要麼在政治爭吵中積極地站到最高蘇維埃一邊去。

　　總統日記
　　1993年9月12日

　　星期天，12時。在克服危機的道路上，還有一個，也許是最重要的關鍵性的因素：我吸收自己最親密的戰友參與這項工作，我邀請國防部長格拉喬夫、內務部長葉林、代理安全部長戈盧什科和外交部長科濟列夫到莫斯科近郊的老奧加廖沃別墅來。實際上，除了總理之外，戰略領導班子的所有成員都聚集到這裡了。當時，維克托·切爾諾梅爾金正從美國啟程回國，他在那裡已結束了對美國的正式訪問，我約定第二天早晨11時與他見面。

　　他們是否會支持我？如果某個人不同意，怎麼辦？反正已沒有退路，我之所以要解散議會，並不是因為它使我厭煩。而是這個最高蘇維埃已變成了最強大的破壞力量，它已構成對俄羅斯安全的威脅。因此，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不走這一步。然而，走這一步的代價是什麼呢？很多事情將取決於這個星期天聚集在老奧加廖沃的這些人的立場。

　　維克托·葉林。我信任他，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樣，我知道，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對他這樣一個實力部的領導人來說，已經難以忍受了。民警機關也被搞得很緊張。一些蘇維埃，特別是那些勢力強大的地方蘇維埃一直企圖把民警機關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

　　我是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認識維克托·費多羅維奇這個人的。例如，他曾向我展示自己的戰士在演習時取得的成就，這是令人愉快的時刻。也有令人心情沉重的時刻，那是在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斯科科夫和魯茨科伊在巴蘭尼科夫的積極支持下曾提議讓葉林辭職。當時，我曾激烈地反對解除葉林的部長職務。他才剛剛工作4個月，況且犯罪增多，也不僅僅是葉林一個人的過錯。把一切罪過都推在部長一個人身上，至少是不公正的。當時，葉林受到了嚴重警告。此後不久，我又有機會進一步熟悉他，這時我發現他是一個深透、有頭腦、並且極為誠實的人。我更不必說，他在民警中很受敬重，更不用說他的專業技能。總之，他是一個十分出色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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