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筆記(84)_葉利欽

八四

　　統計票數時，我正在克里姆林宮。

　　我還認為，投票時代表們在克里姆林宮裡也是很重要的。當然不是克里姆林宮大會堂的豪華陳設對他們產生了影響，但地方，歷史的空氣中競具有某種魔力……在這裡，潛意識地開動了人的防衛機制。遺傳儲存的機制就是克里姆林宮，這就是俄羅斯，這就是我的國家。

　　這些機制還平息了我的對手們所期望的挑釁衝動。

　　……在宣佈完彈劾總統投票結果之後，我走向在瓦西裡斜坡上人們舉行的臨時集會，走向瓦西裡·勃拉仁大教堂。天氣涼爽。在這種潮濕的空氣中呼吸很輕鬆，到處是照明燈和呼聲，許許多多的人。瓦西裡斜坡上成了一片人海。

　　難道有什麼值得慶賀的，我們沒有獲勝啊？我們只不過是沒有輸掉這一步，這一局。

　　但是我懂得，現在一切將會就緒。在又一次的（按次序是第幾次？）鬥爭階段，我的人生戰術起了正確的作用：要於就要取勝，只能獲勝。不要害怕，不要把臉轉過去，不要躲避。

　　因此，我用麥克風說出了這個詞：勝一利。我不覺得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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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翻閱這些篇章，我一點也不覺得羞傀。不錯，這是一次勝利。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講，這也是一次失敗。

　　從總體的戰略方面來看，從第七次代表大會到全民公決這個全部「黑暗時期」我們是輸了，正是因為我們讓自己捲入了這個互相打擊、對峙的漩渦，捲入了這種同得不償失的勝利和偽失敗的鬥爭之中。我所說的「我們」，指的是總統的整個班子。

　　的確不是我發起的鬥爭，而是那些決定考驗總統政權是否穩固的人。但是受害的是社會！社會和人民並不在乎是誰「首先挑起這場鬥爭」。

　　我明白這一點，於是努力儘快地結束這場愚蠢的鬥爭，結束這種對民主來說非常危險的用拳頭弄清關係的舉動。修正案沒有被通過，我推薦新的總理。新的總理也不合適，於是我提出了全民公決的問題。但是，在我看來沒有爭議的全民公決思想本身也被代表大會所否決。只有在彈劾總統失敗之後，才能去進行全民公決。

　　為了能頂得住種種壓力，為了不陷入武力辦法解決問題的圈套，為了能在法律和制度的範圍內行事，我這幾個月來的全部努力和整個瘋狂的精力都投到這上面去了。

　　幾乎就在作出關於必須堅決限制代表大會的權利時，我又退卻了，指望著全民公決之後的和平的、真誠的和正確的鬥爭結果。

　　但我又錯了。要知道我們的分歧不是戰術性的，而且我認為甚至也不是政治性的。

　　在民主的工具（代表大會）的幫助下，進行了一場最基本的旨在消滅的鬥爭。這一點，我卻懂得太晚了。

　　「贊成　贊成　反對　贊成」

　　在對全民公決的初選結果總結之後，哈斯布拉托夫最初的幾次公開演講幾乎都是「波爾托拉甯—戈培爾式的」宣傳。

　　一般說，把人和戈培爾作比較，這在體面的社會裡是一種侮辱，然而這卻是議長經常出現的「藝術」形象。

　　為了進行一次宣傳運動，需要的不只是粗暴的壓力和猛攻，有時還需居民的分離反應。

　　這個運動需要有一個思想、一個周密考慮過的概念。我認為，我們找到了這個思想。我們正是以自己誠實與直串的宣傳思想和立場贏了我們的反對者。

　　議會自己擬成了全民公決的全部4個問題。我們在他們的地盤裡按照他們的規矩遊戲。我說，如果你們記得，那就回答4次「贊成」……

　　在我們的國家，人們常常喜歡說「反對」，反對戰爭，反對帝國主義，我們要用暴力摧毀整個世界……

　　人們已經厭倦了去領會所有這些複雜的宣傳說教，不是現在，而是50年前就厭倦了。應該說「贊成」。

　　「贊成」——正常的生活，沒有煩惱，沒有這些折磨人的代表大會，沒有無休止的政治爭吵……應該對總統說「贊成」。

　　這個論點與否定的議會完全對立，我認為它是成功的。

　　第二點是著名人士的支持。

　　對埃利達爾·梁贊諾夫及其拍攝我的一家的電視節目有過相當多的評論，這已經不成體統，是在拍馬屁，授其所好。

　　如果開誠佈公地講，梁贊諾夫在人民中的聲望並不亞於葉利欽。他以他素有的分寸感和對人的尊敬態度與我交談，但談話始終都是平等進行的，人們卻忘掉了這一點。

　　我能說出俄羅斯的其他許多文化活動家：阿斯塔菲耶夫、葉夫列莫夫、紮哈羅夫、烏裡揚諾夫、塔巴科夫、哈紮諾夫、莫爾久科娃等，我對他們有著像對梁贊諾夫那樣的評價。他們在全民公央前的那些日子裡積極地支持了總統的觀點。在他們的語氣中，我一次也沒有感覺到任何的「社會意旨」，正是因為這些人能讓自己說出心裡所想的一切，包括談論總統。

　　不信的話，請測覽一下那些天的報刊。

　　在《莫斯科新聞》、《首都》、《星火》和《文學報》上。

　　這幾周進行了非常尖銳的爭論。爭論談及葉利欽這位政治人物。比如，像馬克西莫夫和季諾維也夫這樣的許多僑民作家激烈反對我，他們不相信俄羅斯的民主。難道他們發表的文章和對記者發表的談話還少嗎？這不過是在全民公決前對我進行猛烈抨擊中的點滴批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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