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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夜間絮語

  今天是11月7日。有一部分人在習慣地慶祝節日,還有一部分人在看著紅旗譏笑,而我對這個節日有一種可怕的態度。

  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工作時,11月7日是我最緊張的一個工作日。

  組織全市上百萬居民隆重慶祝節日,是一項責任重大而令人疲勞的工作。有一年,我是在節日前夕回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本來回城應該行駛60公里,結果司機迷路,小車實實在在地陷進一個溝裡。怎麼辦?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車裡也沒有電話,與城裡無法聯繫。我們看看地圖,離最近的村慶還有18公里,這時已經是夜裡23點,而在第二天早上9點前我必須趕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如果州的第一把手在11月7日這個國家的重要節日裡不出現在觀禮臺上,那將比災難還要糟。不能出現這種情況。否則就意昧著,他要麼死了,要麼被撤職了。而我既沒有死,也沒有被撤職,折騰了一個半小時,想從這溝裡拖出「嘎斯脾」汽車,直到淩晨2點,我才意識到,我們今天乘這輛車是哪裡也去不成了。明天怎麼辦?

  在我們這兒不像在莫斯科,去紅場上的只是些集體的代表,遊行進行2個小時。而在這裡,全家都要通過主要廣場,繞全城走四五個小時。我當時一合雙眼,就仿佛看到那些面帶幸福微笑、手待紅旗和鮮花的長隊人群。

  ……我們3人踏著沒膝的積雪,摸黑向村子方向蹣跚走去。我心裡盤算著,一個人在好路上行走,一小時最快能走5公里,也就是說,當我們踏著雪路到達村子時,將是第二天早晨。當時零下10度,我們大汗淋漓,不久,就都累得頻頻摔跤,真想躺在雪上睡一覺。但不能坐下,坐下就起不來了……有一次實在支持不住便坐下來,刹那間就覺得渾身軟弱無力,真想睡覺,後來說什麼也起不來了。我們沒有沿著路走,而是走在犁過的田裡。

  淩晨3時,我們終於來到村裡。那天,全村人像故意刁難我們似地喝得爛醉如泥!無論敲哪家的門,裡面的人都是醉得不省人事。我們問哪裡有電話,哪裡能找到拖拉機,誰也答不出話來。他們已在全力慶祝節日。

  拖拉機終於找到了,拖拉機手也是一個醉鬼,我們把他扶進駕駛室。這時已經是早晨6時,我急得發抖,向拖拉機手喊道,請告訴哪裡有電話?哪裡有電話!……他什麼也不明白。後來,我們還是找到了村蘇維埃,推開門,給州民警局局長掛通電話。我說,你們必須盡可能地迅速、準確地組織行動。首先,緊急派出直升機,以最短的航線飛到我們乘拖拉機到達的地方,挑選一名清醒的飛行員,以便把拖拉機送回村子。其次,周密考慮進城路線,好讓我馬上到家(城裡交通已經堵塞,排起了遊行隊伍。而我家離廣場直走只需3分鐘)。立即執行!我在9時半前必須登上觀禮台,最晚只能在9時40分上觀禮台……

  9時,我們乘拖拉機還算順利地趕到了一條大路旁,直升機已在上空盤旋。飛行員看見我們,降了下來。我一跳上去,直升機便急速地向上飛去。9時半,飛機降落在機場,轎車和國家交通局的「急救車」都駛近舷梯。交通警的工作很出色,幾分鐘就疾駛城裡。民警讓遊行隊伍停了幾秒鐘,「截開」他們,我們飛馳而過,隊伍又繼續前進。有汽笛聲開道,我們徑直到達我家,這時已經是9點45分,此時我應該登上觀禮台才是。家裡人已事先接到通知,我一開門,便都撲過來迎接我,有的拿著西服,有的拿著襯衣,還有的拿著領帶。我刮臉,大家給我換衣服。在10時整,當自鳴鐘的鐘聲敲響時,我隆重地登上了觀禮台。成功了!

  今天是11月7日。老一輩人在這一天都有一種可怕的感覺,甚至連中年人也有同感。如今白匪在哪裡?紅軍又在哪裡?究竟白匪是英雄還是紅軍是英雄?或許誰都不是英雄?你根本搞不清楚。我們自己又是什麼人?是奴隸。炮灰嗎?難道是這樣嗎?

  但是,自己的一生就是如此,無法回避。

  ……這大概就像讀者所猜想的,是一件你經常回想起的或者是夢見的往事。你會突然感到一種徹底的絕望,就像你在那個雪地裡,黑得不知往哪裡去,在那個仿佛中了魔似的村子裡一樣……

  為什麼必須趕到觀禮台而不蒙受恥辱。簡直是一種可怕的擔心。

  我不知道,或許這裡有某種神秘論的東西。但我認為,這種重複的夢在我的生活中不是偶然的。就事件而言,還是應該制止的。

  只要我稍稍感到自己束手無策,思想拘謹時,這種不安就攫任了我。

  在那沉重的幾個月裡就是這樣。

  總統日記
  1992年12月9日

  我離開代表大會,昏昏欲睡地回到別墅。

  這種事情大概是我自1987年起5年來第一次發生的……

  我認為,代表大會上發生的事情不是偶然的。一切都不是巧合……這樣的話,只能去數落我的主要痛點了。

  我無法忍受這種人們從四面八方一起打你的公開襲擊場面。從人說話的語氣、甚至從他登上講臺的步態中,我意識到這種痛擊人的野蠻欲望,這種激怒和鼓動自己的企圖,這種要打人的可伯動機,因此,發言內容已不重要了。

  所有這些戰鬥激情在鬥爭中,在你死我活的搏鬥中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當大家成幫結夥地毆打並用腳踏一個人時……

  你就真是束手無策了。

  事後我才明白,我對這些毆打朗病態反應,是我心理創傷的復發,我的心理創傷是在黨的莫斯科市委全會後發生的。當時奉戈爾巴喬夫的命令,我被直接從病床上拉起來送進會議大廳,他們以党的優良作風踐踏了我幾個小時。關於這一點,我已經寫過……

  12月9日那天晚上,非常會議之後,我回到別墅並不晚。看到妻子和孩子們的眼睛,我猛然沖進浴室,鎖上門,仰面躺下,閉上雙眼。老實說,腦海裡思緒萬千,心情不好……非常不好。

  亞歷山大·瓦西裡耶維奇·科爾紮科夫把我從這個可怕的狀態中強施出來。他不知怎麼打開了浴室的門,勸我回屋。總之,他是在真心幫助我。

  後來,娜依娜像往常一樣承擔起主要的「打擊」……我漸漸地恢復了常態。

  家裡的人說:應當問問人們——是要你,還是要他們,人民瞭解得非常清楚……

  突然間我抓住了這些話。政治學家和法學家早就暗示我舉行全民公決的思想。但當時說的是用這種方法去解決代表大會的命運(解散還是不解散)問題。

  這裡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問題:人們想和總統還是代表大會繼續生活?那天晚上,上帝給我最親愛的人們出了個主意。

  我立即請求給我接通伊柳辛。沙赫賴和幾位發言稿起草人在夜裡參加了工作。除我之外,還有4個人參加了我的簡短發言稿的起草工作。發言的確切思想是,在這種緊張的時刻,我最需要的正是普通人和從來沒有當選過的街道居民的支持。如果遇到困難,如果出現了極端的情況,我只有從他們那裡汲取生活的力量。

  有人建議,演說之後立即到莫斯科共青團汽車製造廠或軸承廠視察。我選擇了汽車製造廠。

  我睡了兩個小時,淩晨之前又刪改了一遍發言稿。不用說,它還是有些不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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