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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


  我還記得是誰介紹我和哈斯布拉托夫認識的。他是最高蘇維埃經濟改革委員會主席、跨區域代表團成員謝爾蓋·克拉薩夫琴科。

  當哈斯布拉托夫走出辦公室時,克拉薩夫琴科說了這樣幾句話:「鮑裡斯·尼古拉耶維奇,對這種人要嚴厲,不能讓他單獨行事,他就是這種性格。要時刻監視著,讓他跟你走,明白嗎?」事後我想起這些在當時來說令人費解的話,老實說,當時我對那些話並不在意。那時,哈斯布拉托夫看上去是一個聰明、有文化和溫和的人。

  最主要的是他溫和的性格,哈斯布拉托夫教授身上完全沒有我性格中的這種令人討厭的粗魯和許多黨務工作者所固有的愚蠢而蠻橫無禮的作風。

  另一件事發生在佐爾金身上。瓦列裡。德米特裡耶維奇是憲法委員會成員之一,而且是最不出名、最謙虛的一個。當最高蘇維埃選舉憲法法院院長的時候,決定提他作候選人,這是一個使大家絕對滿意的最能搞折衷辦法的人。

  他不左也不右,是一個公正的教授一法學家,也是一個性情溫和、為人正直的知識分子。

  ……這些人究竟怎麼啦?哪兒來的這種瘋狂的權力欲?

  我不知道,如果不是新的政治時代將他們突然推到上層的話,這些正常的莫斯科教授們的命運該是什麼樣子呢?

  看來。每個這種「溫和的」人身上都有某種奧秘,他以自己的「溫和」、禮貌小心謹慎地對待周圍的人。

  也許他們從童年時代起一直到死都想成為團夥的領袖和魁首。但有人鎮壓和侮辱他們。

  或許常會有這種感覺:周圍的人對同一位怎樣的偉人交往估計不足,或完全不懂。無論是在中小學,還是在大學,站娘們總喜歡更多地注重人的外貌,不善於看到人的內心深處……

  或許我們沒有理解一切均屬￿常理之中的純理性心理的潛在內涵?

  可以長久地對此作毫無意義的猜測。我只能說一句:過去的年代使我確信,人們的知識、接人待物的經驗、日常生活中的某種道聽途說,在今天的俄羅斯政治中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像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這些權力階層的經驗,也根本無濟於事!那畢竟是一些蘇維埃式的簡單關係。這裡起作用的是另外一些非常古怪的機制。也許我能學會猜出它們……

  哈斯布拉托夫一佐爾金二套馬車,在俄羅斯第七次人民代表大會上才初次真正引入注目。

  老實說,這是一次有力的意外打擊,我企望訴訟審理不要參與政治,而只是客觀地、不帶成見地和中立地看待事物。

  但是,現實生活並非如此。佐爾金在講臺上出現,這標誌著在與試圖著手合法解除總統權力的代表大會關係中一個全新階段的開始。

  夜間絮語

  我乘幾乎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出過事。乘飛機、直升機、小汽車包括載重車在內,甚至有一次騎馬都出事。我當時還很小,馬疾馳到小山下,在轉彎處把我從雪橇上摔出來,差點兒被摔死。

  另一次事故就更加嚴重——火車翻了。當時我正在烏拉爾工學院學習,夏天去看望父母,我經常不買票,或者買上兩站的票,只求進入車廂。當時只須掌握逃避查票員的技巧……

  事情發生在夏天。火車進站時速度很快。大家知道,臥鋪車廂分上下鋪,第三層是行李架,「專供大學生用的」。我站在下面的過道裡,從打開的車窗向外望著。

  ……不知道那裡發生了什麼事情,也不知是什麼原因,火車全速時脫軌了。我被狠狠地撞到車廂壁上,車廂開始往下掉,簡直是一個接一個地往下掉,先是前面的,之後綴著後面的。一個車廂拖著另一個車廂,全都墜落在路基的斜坡下,而斜坡又是特別的高。

  我緊縮著身子撲向已經傾斜的車廂的鋪位間的窗戶,兩手一伸向前跳了出去,抱頭滾到路基斜坡下,再往下滾人一片泥潭。自然是嚇壞了,但後來恢復了常態。我一看:胳膊腿都沒有摔壞,只是有些青傷、疙瘩。車廂裡全是傷員,我幫著把他們拖出去,清理堆集的東西。發生這種事,真可怕。等我回到家裡已經是深夜了。

  ……好像總是有入在搭救我,我自己也已經開始相信我總處於某種神秘的保護之中。不可能總是這樣,這麼多的事粹然間落到一個人的頭上,並且是在生活的每個階段。簡直是每個階段!而且每一次這樣的危急情況都潛在著一種死亡的結局。

  我是否怕死?不知道為什麼,但我不怕死,無論你怎麼辦我也不怕死。有一次在一份雜誌上看到,一個星相家預測我暴死於1993年。

  1993年就要結束了,可我依然活著。

  總統日記
  1992年12月15日

  是支持率的投票迫使我走出這一步嗎?

  1992年12月10日,我在代表大會上發言之後,急劇改變了局勢。代表大會因懼怕全民公決,改變了策略並做出讓步,通過了代表大會和我之間的協議。按照協議,議會各派別要提出政府主席的候選人,哪怕提名50個人也行。我從這個名單中選出5名提交代表大會,進行「溫和的」、支持率的投票。3人獲得了多數票,我可以從中任選一人作為候選人提交代表大會。

  「溫和的」投票的主意當然不是我想出來的。這是從國際實踐中得來的,是法學家們幫助想出來的。這一手段是非常狡猾的、意想不到的和真正溫和的。

  不立即把候選人提交表決,麗是先在代表中進行民意測驗,他們贊成誰?誰是最受歡迎的?在這些提案中還有哪些差異?

  我還留下一個挑動空間,這是最重要的。

  ……12月10曰發言之後,我總算稍稍松了口氣。我看見前面有一線希望。可以做出讓步,但不是在把你逼得走投無路的時候。因為那時這已經不是讓步,而是被槍決。調解委員會做得很出色。但願用支持率的全民投票也能如此。如果總統保留選擇權,這說明他更有實力,給他一個體體面面地走出絕境的機會。

  敘述一下兩個月後發生的事。

  在後來的代表大會上,他們意識到自己犯了什麼樣的錯誤,明白了本應當縛任對方的手腳,明白了蓋達爾離職與否,改革是不會停止的,葉利欽也摧不垮。但是,一切都晚了。在我面前已呈現出希望之光。

  因此,其實不是蓋選爾或另一位總理之間的選擇,而是一種鬥爭策略與另一種鬥爭策略的選擇。在社會還沒有徹底弄明白甚至在立憲處於困境的情況下總統依舊是國家元首的時候,要麼立即解散代表大會,要麼平靜地沿著這條對抗的路線走下去,讓彈簧逐漸鬆開。我選擇了第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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