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筆記(64)_葉利欽

六四

　　◎第六章　休克療法

　　病態的反應

　　我不敢妄談經濟改革哲學。不過，我想著重談一下對我待別重要的某些有特色的問題。

　　在俄國，沒有一次改革是進行到底的。例如，彼得大帝改革的目標是塑造「俄羅斯式的歐洲人」。當然，這是一個宏大的總體目標，僅通過一代人的努力是無法達到的。況且，從某種意義來說，彼得大帝改革提出的這個目標，時至今日也未能達到。

　　我們成了歐洲人，與此同時卻依然故我。

　　我們不妨回憶一下不同時代的情況，不管哪個時代，在激進的改革之後隨之而來的必是反彈，況且是猛烈的反彈。在20世紀更是如此，無論是兩次土地改革，還是三次革命；無論是新經濟政策，還是斯大林的工業化；無論是赫魯曉夫的改革，還是柯西金的「平緩」改革，都沒有實行根本的變革。

　　使改革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這就是我給自己提出的目標。

　　經濟進步造成的威力與力量理應共振式地伴有政治上的巨大變革。倘能如此，就沒有什麼力量阻止我們前進。那時，必有另一批人追隨我們，將我們的事業進行到底，將我們的國家引向繁榮。

　　……當然，我並不認為蓋達爾是治癒我國經濟的醫生，但我也不認為他是置我國經濟于死地的巫醫。

　　說起醫學的譬喻，我立刻想起了我在西班牙的那天早晨，當時我在醫院裡接受手術，剛做完手術他們就210建議我站起來。我沒有技拐杖，就站起來了，由於恐懼和緊張我全身冒汗，當時還走了幾步。

　　蓋達爾的作用在於，他使我們癱瘓了的經濟驟然挺身而起，迫使它的生命中樞、它的資源、它的機體動彈起來。行，還是不行？做法相當殘酷。但必須這樣做。當其他的醫生還在就治療方法爭論不休時，他已經使病人離開病榻。依我看，病人已邁開雙腳……

　　我得出這個結論並不是依據經濟指標，從客觀上講，這些指標是令人頭疼的。

　　我得出這個結論的依據是，在我國出現了一批具有全新的心理狀態的人。具有這種心理的人是頂天立地的人、不等待他人的援助，不指望任何人，不指望政府，不指望國會，不指望葉利欽。他們責駡周圍所有的入，頑強地做自己的事。只要朝四周望望，就能發現，在商界。在創作領域，在科學界。在文化界，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存在著這麼一批人、主要是年輕人。目前他們還不引人注目，目前他們非常忙碌。但確有這麼一批人。我國開始出現一批頭腦裡毫無框框的勇往直前的人、從前此類人一直是受壓制的。

　　我認為，歸根結底，正是因為人體的病態反應、休克反應的作用，使全部力量被動員起來，這時人就充滿信心，精神格外抖擻。例如，在體育運動中常有這種情況。我在想，在社會發展中同樣存在這種現象。

　　當然，這種做法也有風險，當事情處於生死關頭時，也可能導致災難性後果，那時人可能變得瘋狂，失掉人的本性，人畢竟懼怕失去生存的手段。世上哪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呢？！

　　俄國的不幸根本不在於改革型人物的缺乏與過剩。不幸在於不可能實行貫徹始終的政策。不管是沙皇，還是總書記——所有的領導人都想在歷史上獨樹一幟。許多人誇大了自己的包容一切的歷史使命。因而在航程中往往驟然轉舵。而且常常做180度的大轉變。

　　在俄羅斯近200年的歷史上，有兩位執政者圃于自身的平庸無能採取了純保守的、乃至明目張膽的反對改革的立場。在他們執政期間，整個社會生活中充滿了「壓抑感」，使人感到「來自國家的蹂躪」。這便是中央集權過於充分的體現。隨之而來的便是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極其嚴厲的國家觀念。自然，待不同見解的人必受迫害。

　　我指的是亞歷山大二世和勃列日涅夫。倆人在位時間都很長。倆人辭世後都受到社會的蔑視。

　　不過。亞歷山大三世當政期間工業的大踏步前進是不容置疑的。當然，他未能給俄國人民帶來幸福生活，但在俄國終於出現了中產階級。同時也給科學和文化的繁榮奠定了物質基礎。俄羅斯國家終於進入了文明民族的大家庭。

　　在勃列日涅夫時期，不言而喻，還保持著違反人性的蘇維埃制度，政治迫害還在繼續，蘇聯在推行危險的軍事對峙的方針，如此等等。關於此類老生常談之事此處不贅述。

　　但是，還有另一種傾向存在。在奉行外交保守主義的時候（在亞歷山大三世時代也是如此），勃列日涅夫根本沒使國家做180度的大轉彎，他的所謂轉彎只不過是人們的一種錯覺。

　　赫魯曉夫改造計劃的基本框架被保留下來。應當承認，那種遲鈍的然而卻貫徹始終的行政上的生硬做法導致某些有益的傾向漸而形成。

　　勃列日涅夫關於「發達社會主義」與「堅持提高勞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法儘管在改革年代受到千般嘲弄，但在當時卻有著一定的土壤。

　　正如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社會主義關係已經前進了一大步，已經進人人民心理的最深處。至於什麼幸福生活，它根本就沒有過。當商店裡沒有黃油和肉的時候，此類口號是一種嘲諷。然而。實際上，在國際政治中取得了某種均勢的情況下，已經不要求人民向國家爐膛拋進所有的努力。最終還是為了總的目標而棲牲人民的努力。從前已經發生的事再演一遍而已。

　　於是，一步一步地通過行政手段，生吞活剝地搬出西方生活標準模式，讓人們去習慣這些模式。有自己的住宅，社會保障，家用電氣設備，擁有最低限度的土地，甚至私人汽車。這便是「小人物」、普通公民的湊湊合合過得去的生活條件。當然，我不再贅述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複雜過程。我要強調指出的僅僅是這種逐漸的、不易為人覺察的積累某些生活財富的趨勢。大家都知道，這種不易為人覺察的改善之得來，是以野蠻的消耗國家自然資源為代價，而不是正常的、有成效的工作的結果。

　　隨後，執政者衰頹了。搖搖欲墜的總書記成了搖搖欲墜的經濟的象徵，這時的經濟雖維持著龐大規模，但已經是個雜亂無序的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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