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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


  南斯拉夫的戰爭是歐洲的心病,也是全世界的心病。目前這也許是我國對外政策中最複雜的一個問題。科濟列夫外長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夜以繼日地守在電話旁邊度過人正求調停人的意見,跟衝突各方談判,並不是偶然的。對於我們來說,這場衝突的內幕包括如下兩層:

  第一層是顯而易見的,南斯拉夫同屬聯盟模式,也是各種歷史問題糾結在一起的一團亂麻,也是歐洲獨一無二的民族「花束」(我們的「花束」甚至延伸至亞洲)。也是同在一個屋簷下的姜姜眾生。鐵托是20世紀最「走紅」的獨裁者之一(弗蘭科可以被視為第二個這樣的人物),國家在他的統治下繁榮起來。但是,人為構思的政治末考慮到人民中原有的衝突因素。南斯拉夫問題開始只是對蘇聯事件的一種鏈式反應,接著便被戰火籠罩了。

  所以,我們在對南斯拉夫衝突實施軍事干預問題上格外謹慎,因為我們兩國實在是太相像了。

  第二層是我們與其他大國的關係。為什麼美國老是堅決要求我們參與武裝制裁侵略者(美國認為塞爾維亞人是侵略者)的行動呢?就是要造成一個國際先例。這種先例原則上曾有過一次,即我們對「沙漠風暴」(美國總統和聯合國制裁伊拉克的最大行動)的支持。當時我們兩國已就協同行動明確達成協議,這使世界產生一種印象,也有助於國際社會形成共同的立場。假若有人反對它的意願,就會不可避免地受到制裁。在世界政治中,這種觀點只有現在,多虧了俄羅斯的新政策,才有可能成立。

  但是,在理解協同行動的重要性的同時,我們卻不想被看作任人擺佈隨意驅使的工具,更何況我們如果這樣做,將有損于我們的威望,也有損於對我國政策的信任,更有損於歐洲和全世界的力量平衡,而主要的是有損於在南斯拉夫的力量平衡。永遠需要有人充當那個被制裁國利益的代表及其辯護人的角色。否則就得等到「戰爭徹底勝利」。把強硬的決定強加於人,這也是一種立場,也是一種行動方針,不過,卻是在某種期限以前。我認為,美國人根據偵察情報對巴格達實施攻擊就是這種期限。

  俄羅斯和烏克蘭各有一個營的士兵編入了聯合國軍隊序列,我們的小夥子們戴上藍色頭盔以後,至今仍在冒著生命危險執行任務,而有些「志願者」卻在交戰的塞爾維亞人其中一方充當小兵的角色(只想一般地看待他們,談談他們)。

  當然,他們的人數並不多,但這一事實卻在南斯拉夫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我國親塞爾維亞人的政治家所持的理由是:這是我們的斯拉夫兄弟,出於民族宗教原因,我們必須保護他們,我們正在保護他們』而且是在國際上孤立他們的條件下保護他們。除了依靠我,依靠科濟列夫,塞爾維亞人目前在這個世界上確實沒人可指望。不過,我們的所作所為在普遍的國際法範圍之內,而不是別的什麼行為。乘機「欺負弱小者」是不道德的。在這場戰爭中沒有誰是誰非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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