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筆記(49)_葉利欽

四九

　　瑪格麗特·撒切爾和赫爾穆特·科爾

　　在8月19日給我打電話的人中，我還未說出瑪格麗特·撒切爾的名字。

　　這樣的人在世界政壇中為數不多。不管他們擔任什麼職務，人們總是樂於傾聽他們的意見。

　　但是，即使在這個很窄的圈子裡，撒切爾夫人仍顯得特別出色。

　　就是在那個夏天，當我應邀去西班牙出席一次使我倒黴的研討會（會議結束時，我已躺在手術臺上）時，我曾同撒切爾夫人達成一項協議：我順道訪問英國，並與她會晤。當時，我還是個反對源，既不是最高蘇維埃主席，也不是總統。但是她，一位獨立性很強的女性，還是邀請了我，儘管英國領導人中很少有人會熱切地希望會見我這個反對派分子。

　　我飛到倫敦，驅車趕到康寧街10號英國首相官邸。會唔進行了45分鐘，而且非常成功，簡直使我不記得還跟誰有過更有意思的交談。

　　這次會晤給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瑪格麗特·撒切爾走下臺階，向我問好，並把我領進官邸。在她的辦公室裡，有兩張沙發，沙發中間有一張小桌。我坐下後，她坐在我對面。但我們覺得彼此隔得有點兒遠。當時在場的有3位男子漢——翻譯、首相首席顧問和我。但撤切爾夫人忽然站起身，親自把自己的沙發推到桌子跟前，好與我們靠近點幾。事情既簡單又莊重，而且她的動作那麼快那麼有力，以至於使我們來不及幫她做點兒什麼。我略一遲疑，也隨後起身推動自己的沙發，啊，就算對一位男性來說，這沙發也是相當重的。總之，她是個很獨特的人，又是個很自然的人。

　　於是，我們面對面地交談起來，大家說得很快，交談非常熱烈。

　　撒切爾夫人很想知道她最喜愛的人戈爾巴喬夫的主要論敵在想些什麼，而這種想獲得新印象的自然渴求使瑪格麗特。撒切爾一個勁兒地提問題，在闡明自己的立場作為答覆後。她又提出一連串兒的問題。當然，我懷著極其濃厚的興趣追尋她的思路，注意著西方最強的政治家之一的邏輯。

　　對我來說，最有意思的時刻之一大概就是我們談話最後結束的那一會兒。我據理力爭地追問首相：「撤切爾夫人，我想告訴您的主要信息就是世界上將出現一個新的實體——俄羅斯。不僅僅有蘇聯，您與它有著良好的關係，現在還有個俄羅斯。使您瞭解這一點是重要的。您是否準備與自由的新俄羅斯進行貿易、經濟等方面的接觸呢？」

　　瑪格麗特·撒切爾在整個談話期間對任何問題都回答得很快，唯獨這次她沉思了一會兒，然後才回答說：「葉利欽先生，讓我們再稍稍等待一下。願俄羅斯成為新的和自由的俄羅斯。到那時候……一切都沒問題。」說完，她便微微一笑。

　　我從唐寧街回到住處後，心中暗自想到：她沒說「不」，這對於第一次相識和第一次會晤來說，已經相當不錯了，而且撒切爾夫人和世界許許多多的政治家很快就會知道，也能聽到有關新俄羅斯的消息。對於這一點，我一分鐘也未懷疑過。

　　順便提一下，撒切爾夫人送我上汽車時，我看到有人非常低聲地對她說，這不合禮節，不合禮節。她朝他們擺擺手，一直送到汽車跟前，我們在那兒相互告別。這一切都顯示了人的熱誠，並令人感動。

　　這就是撤切爾夫人在政壇上留下的足跡——獨特而坦誠的足跡。這是一名戰勝男性操縱政治的女人，也稱謂第一夫人，多虧了她，行為坦蕩才開始在外交界發揮作用。

　　瑪格麗特·撒切爾的個性對我如此重要的另一個原因是，她是在漫長的政治生涯中始終相信自己、並經受過一切考驗的榜樣。政治上輕重緩急的順序在不斷變更，國家正經歷一系列政治危機，而這幾年英國首相又有多少次不得不在議會經受極其激烈的唇槍舌戰！事實上也的確如此，每通過一項新法令，更不用說通過稅法了，都會在新聞界和遊行示威中激起強烈的激情，都會掀起一場運動。但是，政府一直頑強地堅持自己的方針。而瑪格麗特·撒切爾卻始終帶著她那永不改變的微笑做完了這一切，而且這種微笑一年比一年更有女人味兒，更令人讚歎不已。

　　……赫爾穆特·科爾。當我說他是「我的朋友赫爾穆特」的時候，這並不是一種不拘禮節的呢稱。不久前，我們曾一起在貝加爾湖畔休養，他是應我的邀請到那裡去的。在那裡，我饒有興致地觀察他怎麼捕魚，怎樣開懷大笑，如何準確和輕而易舉地表述一些有意思的想法。我帶他去過浴室。在安加拉河河岸有一個非常出色的俄羅斯浴室，是用粗大的百年原木建造的。在蒸汽室內散發著一種特殊氣味，這種氣昧，只有在地道的鄉村小浴室裡才有。這間浴室緊靠著河岸邊。我們在蒸汽溜後就直接跑進河水中。河水雖涼，卻使我們的精神為之一振。科爾對這了不起的大自然和我們的貝加爾湖驚歎不已。對於德國人來說，這麼遼闊的空間是稀有的。就是那時候，我和科爾進行了長時間的友好交談。

　　我和赫爾穆特。科爾在風景勝地一向都很走運。1993年初，德國總理曾在莫斯科作短暫停留，在這期間我與他舉行了一次會談，這對我來說是意義重大的幾次會談之一。我們在莫斯科西南部的一所政府別墅裡見面，這所院子很有名，因為它過去歸克格勃所有，克留奇科夫準備發動8月叛亂的幾次秘謀就是在那裡進行的。

　　這個消息使赫爾穆特·科爾開心了一陣子，便以極大的興趣四下打量起來。

　　我想跟他討論一個對我來說極為重要的問題：假如我採取措施限制議會活動，在他看來，西方對我的行動會做何反應。談話的機密性完全符合我們見面場所的歷史傳統。

　　我很清楚，西方有幾種最基本的民主價值觀。在這種具體情況下，我要侵犯這類價值觀中的一種，而且我不怕把這個問題向德國總理提出來，因為我們的關係是開誠佈公的，我知道自己的這些打算將來不會被曲解。

　　他支持我，並相信「七國集團」的其他領袖也一定會理解為穩定俄羅斯局勢所採取的嚴厲但必不可少的措施。

　　幾個月過後，我才得以確信赫爾穆特·科爾所預測的準確性。在1993年9一10月，科爾本人以及西方國家的所有首腦，都異曰同聲地支持我為使俄羅期擺脫深重的政治危機所採取的措施。

　　其實，那次我和科爾談的不光是政治。譬如，還把自己的一段往事告訴了他。

　　那是在1986年5月，當時我還是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我應德國共產黨的邀請出席他們的代表大會並進行正式訪問。德共代表大會結束以後，東道主領我去魯爾參觀一家企業。看完車間。我走進了工人休息室，真的一下子被驚呆了。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時，我曾絞盡腦汁，為工人創造適當的條件，如建個芬蘭式蒸汽浴，在休息室放幾把像樣的沙發櫥，好讓工人休息時喝口茶水，聽聽音樂。但這裡……一種簡單的想法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們永遠不可能過上這樣的生活。

　　這不單單是富裕。這是一種用智慧創造一切的習性。而這種習性，恰恰是德國人所固有的，可以說，在對待生活小事、日常風習以及現實生活方面的精打細算和專心致志，德國人與我們是正相反的人。

　　每當我發現我們在這一方面有某種變化時，總會想起科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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