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朱可夫元帥 | 上頁 下頁
一三


  當表列茨科夫開始敘述剛剛結束的兩次演習中的第一次演習時,特別是當他說到擁有六十到六十五個師的東方(紅方)成功地突破了西方(藍方)及其五十五個師的防禦時,在座的人都不安起來①。斯大林問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兵力優勢這麼小,怎麼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

  ①此處似有誤。據朱可夫回憶錄說,他當時被指定為演習中的「藍方」(西方),假定是發動進攻的德軍一方。帕夫洛夫被指定為演習中的「紅方」(東方),假定是進行防禦的紅軍一方。雙方兵力是:西方六十多個師,東方五寸多個師。演習結果是紅方失利。朱可夫還指出,這次演習的情節,與1941年6月22日蘇聯遭到法西斯德國進攻後所發生的一些情況,在很多方面非常相象。——譯者注

  麥列茨科夫的回答不是斯大林想要聽到的回答。他說:東方部隊從戰線上「戰事較少的」地段抽調部隊,使它獲得了「局部」兵力優勢。

  斯大林立即反駁道:「在我們這個使用機械化和摩托化部隊的時代,『局部』兵力優勢不能保證進攻一方獲勝;實施防禦的敵軍,擁有同樣的機動手段可供使用,能夠在短時間內變更部署,加強遭到威脅的地段的兵力,這樣也就抵消了進攻者建立的『局部』優勢。」

  當麥列茨科夫開始敘述第二次演習時,斯大林用挖苦的語調問他道:「唔,這一次誰勝了呢?可能『紅方』又勝了吧?」

  表列茨科夫企圖避免直接回答問題,毫無說服力地說什麼在軍事演習中不會出現明確的勝負,講評人只是估量一下雙方的行動是否正確。卡紮科夫回憶說:「這一招未能奏效。」麥列茨科夫被告知說:「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們還是想知道參加演習的哪一方是勝利者。」表列茨科夫未能作出一個令人滿意的回答。

  報告完畢以後,斯大林講了話。他的話直截了當,切中要害:

  可能,在條例的宣傳材料中應該寫上我們一個師在遭遇戰中能打敗德國法西斯軍隊一個師。而在進攻時,一個半師能突破他們一個整師的防禦。可是在在座的這些人的圈子裡,在未來的方面軍司令員們和集團軍司令員們面前,就必須講講實際的能力是怎樣的。

  接著又發生了一個令人十分難堪的插曲。副國防人民委員T·N·庫利克在會上發言,要求把一個師的編制人數增加到一萬八千人,要求用馬匹牽引(炮車)。在一問一答中,暴露出他對現代戰爭的武器裝備的無知。斯大林尖銳地批評了他,並對鐵木辛哥說。「只要對於摩托化和機械化存在著如此混亂的看法,你們就不會有摩托化和機械化。現代戰爭是一場摩托化的還爭——在陸地、在空中、在水上和水下都是如此。」

  卡紮科夫寫道,斯大林對國防人民委員部的批評是令人信服的,但是「這批評就象一隻飛去來器,擊中別人,又飛回來擊中了他自己」,因為1939年11月21日作出解散坦克軍的決定時,斯大林也參與了決策。

  在朱可夫、帕夫洛夫等人發言以後,會議宣告結束。會議參加者的心情可說是苦樂參半——他們對於紅軍進一步機械化的前景感到滿意,為總參謀部的報告感到難堪。

  就在會議結束的那天傍晚,蘇聯領導人作出了一系列新的任命,朱可夫擔任了總參謀長,而M·Ⅱ·基爾波諾斯上將接替他擔任基輔特別軍區司令員。麥列茨科夫被調到作戰訓練部,顯然是對他在斯大林和政治局面前表現糟糕的懲罰。朱可夫被任命為總參謀長以後,再一次得到了榮譽——1941年2月,他當選為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與此同時,國際局勢更加惡化了。朱可夫立即著手加速實施由斯大林和鐵木辛哥發起的對軍事機構的改組,清除不稱職的軍官,譴責他所看到的官僚主義作風,因而普遍地提高了全軍的狀況。

  1941年3月8日,中央委員會作出一項決定,更明確地規定了國防人民委員都的內部分工。對蘇聯紅軍的領導,由國防人民委員鐵木辛哥通過總參謀部(朱可夫)和若干個總部來實施。朱可夫被任命為副國防人民委員,因而他不僅領導總參謀部,而且負責監督通訊部、燃料供應部、空防部以及總參謀學院。此外,准許兩名副人民委員——一朱可夫和布瓊尼直接去見政府領導人,洽談有關國防機構的種種問題。

  這年2月23日,恰逢紅軍建軍二十三周年,朱可夫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在這篇文章裡,他論述了紅軍取得的進步。他寫道:「人員、武器、軍事思想——這是一支軍隊的三個基本要素。」他還指出紅軍現在正迅速充實這些要素。關於哈勒欣河戰役,朱可夫說,蘇聯軍隊在那裡經受了「嚴峻的長時間的考驗」。他說,芬蘭戰役,是一次嚴重考驗,而粉碎曼納海姆防線,「是迄今為止通過大規模強攻,」突破現代化永久築壘地域的唯一戰例。」然而,朱可夫並未一味讚揚,他也提到一些缺點,他說:

  可是,我們如果讓勝利迷住了眼睛,對於我們在士兵訓練方面已經暴露出來的缺點視而不見,那我們就不是布爾什維克了。這些缺點是由於訓練方法中普遍存在的因循守舊和墨守陳規造成的。在戰爭的初始階段,這些缺點顯露出來,自然就對作戰產生了有害影響。①

  ①勞特巴奇箸《這些人是俄國人》,第127頁—第129頁。——原書注

  朱可夫在指出1940年8月恢復了軍官「單一首長制」之後,進一步強調了單一指揮的必要性。他想方設法擴大指揮員的權限,提高他們的權威,進一步加強軍紀。他極其重視官兵之間的良好關係,強調指出互相信任和尊重的極端重要性。而且他警告說:「一場帝國主義戰爭正在我們周圍激烈地進行著。由於我們重建了軍事訓練制度,我們取得一些不容置疑的成績。訓練是在接近實戰的條件下進行的,因而我們提高了我軍的戰術水平。可是,我們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自滿自足起來,那就大錯特錯了,還有許多事情要做。」①

  ①同上。——原書注

  在此期間,希特勒對斯大林越來越絕望了。雖然莫洛托夫在1939年8月會見裡賓特洛甫時,提到了蘇聯打算佔領比薩拉比亞,但他沒有提到蘇聯也打算佔領布科維納。希特勒對事態演變很不滿,因而德蘇之間的關係緊張起來了。

  1940年11月,莫洛托夫率代表團到達柏林,這是一位蘇聯政治家首次訪問納粹德國。莫洛托夫說,俄國希望德國停止在芬蘭的一切軍事行動,承認蘇聯在巴爾幹的利益以及在博斯普魯斯和達達尼爾的基地……①

  ①喬治·凱南著《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下的俄國與西方》,第339頁—第343頁。——原書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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