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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年下半年,好萊塢19位著名人士收到了「非美活動委員會」的傳票。10月在華盛頓舉行聽證會。演員羅伯特·泰勒、賈萊·古柏、迪尼斯影片公司及迪尼斯樂園老闆華德·迪尼斯、導演地密爾等出席,作了「友好」的證詞,即證實電影界有「赤色活動」。迪尼斯說曾有人企圖勸他把米老鼠和唐老鴨,用來作「赤色宣傳」。這樣,一些大報和一些權威人士,發動了一場反「赤色活動」的大規模活動。一些進步的文化戰士,開始被逐離美國。1933年被希特勒下令驅逐,來到美國避難的著名音樂家艾斯勒也受到威脅。卓別林立即在11月致電法國著名美術家畢加索:

  「你能否組織起一個法國藝術家委員會,由它出面向美國駐巴黎的大使館抗議這次威脅到漢斯·艾斯勒的罪惡的驅逐行為,同時請你寄給我一份抗議書,以便在這裡發表。」

  畢加索馬上滿足了這位他從未謀面、但很敬重的人的要求,組織了法國一批在世界上享有聲譽的作家、畫家、電影導演、演員、評論家,如畫家馬蒂斯,文學批評家艾爾莎(阿拉貢夫人)等,簽署了一份抗議書。

  收到傳票的劇作家、曾任美國作家聯盟電影編劇協會主席的約翰·勞遜與導演赫伯特、威廉等著名人士,引證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拒不出席聽證會,而被國會提起公訴(他們先後被判半年至一年的監禁)。卓別林又聯合加菲爾德等著名人士發出支持這幾位受害人士的聲明。

  勞遜後來形容聽證會進行的情況,就像卓別林的電影那麼滑稽和富有社會意義。因為,他們被判之後不久,聽證會主席、眾議員帕內爾自己被指控濫用公共資金,同一些被指控為「蔑視」他的「非美活動委員會」的人一起蹲了監牢。

  1947年底,在紐約發生的反對《凡爾杜先生》的行動,不過是這整場醜劇的序曲的一部分。因此,卓別林于當年12月公開了他對美國電影生產組織的宣戰,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我決然和好萊塢,和好萊塢那班人宣戰。我不喜歡背後批評的人,我認為這種人是自以為是和不起作用的。因為,我對整個好萊塢,特別是對美國電影,已不再抱任何信心,所以我決定公開宣佈我的意見。

  你們都知道,某些美國電影院(特別是在紐約)對《凡爾杜先生》一片所抱的態度。

  若干造謠生事的人,開始把我當作「反對美國分子」來看待。

  這只是因為我和整個社會的思想不一致,並且也不想一致,因為好萊塢的大人物們認為可以掃除任何不合意的東西。但他們不久就將從這種迷霧中驚醒過來,不得不認清一下某些現實情況。

  我要公開宣佈的就是這些:我,查理·卓別林,我宣佈好萊塢已經瀕於死亡。電影是被稱為一種藝術的,但在那裡它已經不存在了,有的只是千百米膠片在旋轉。我要附帶指出,在好萊塢,假如有人拒絕迎合一小撮狼群的意圖、要以革新者的姿態出現、敢於反對「大企業」的法則……那麼,無論這個人是誰,他也不可能在電影方面獲得任何成功……

  不久以後,我可能會離開美國,雖然我在美國也曾獲得過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滿足。在那個我將度過我餘生的國家裡,我將嘗試恢復自己成為一個和別人沒有差別的普通人,因而也就能獲得和別人相同的權力……

  這,當然引起了那些反對、妒嫉、眼紅他的人的極度惱恨。演員羅伯特·泰勒(《魂斷藍橋》的男主角)竟撕下他那英俊小生的面罩,說他主張把所有的赤色分子都遣送到不可能生活下去的地方去,他叫駡「查爾斯·卓別林是一個危險分子,他被當作一個經濟和軍事專家,其實他什麼也不是,只是一個暗藏分子而已。」

  一個叫丕格勒的記者則攻訐卓別林「這個移居美國已35年的外國人,以他在道德上的墜落、他的巨額債務、他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所表演的懦怯態度……等等出了大名,這個外國人對美國的事務進行了不可容忍的干涉。」

  一些國會議員同時也發動了「卓別林案」,共和黨議員凱恩要求驅逐卓別林,因為他向畢加索發出電報是「犯了叛國罪」。民主黨議員倫金要求押送卓別林出境,因為他的「不名譽的私生活造成了全美國道德的墮落」,而且他拒絕接受美國公民籍。

  當「非美活動委員會」聲稱要卓別林去華盛頓接受傳訊時,卓別林拍去一份電報,說自己是一個和平販子。此後,他收到措詞特別客氣的複電,就說他不必再去受訊,此事已經結束。

  毫無疑問,卓別林在他的影片中宣揚的和平思想和人道主義,是舉世公認的。1948年,卓別林在美國的日子不好過時,在《凡爾杜先生》一片故事的背景環境地法國,電影批評家聯合會與法國報界人士磋商後,卻一致同意,向挪威議會主席斯篤辛發出一封要求信:

  卓別林先生的影片,最突出的特點是它們的擁護和平的思想,和影片中表現的對人類的熱愛。他的最近兩部作品——《大獨裁者》和《凡爾杜先生》,尤其顯著地表現了……這些特點,在這兩部影片的後半部裡,都出現了盡力宣揚亞弗雷特·諾貝爾先生的寶貴思想的宣言。

  基於此點,法國電影批評家聯合會……建議把諾貝爾和平獎金授予查爾斯·卓別林先生……

  不知何故,挪威議會主席一直沒有就此信作出答覆。而加利福尼亞州一家大報卻在讀者中,發起了一次替卓別林購買返回英國的單程船票的募捐活動。

  此後,聽證會的調查黑名單,隨著議員麥卡錫掀起的在文化界清除「赤色分子」的浪潮而擴大。它沉重打擊了電影界數百名優秀編劇、導演、演員和其他電影工作者。好萊塢一時霧晦雲暗、風雨飄搖,許多有才華的電影工作者被迫離開電影業和美國。卓別林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是在1953年離開的。

  第二十一章 莎士比亞式的悲劇《舞臺生涯》

  離美之前,他還拍了一部令人稱道的悲劇影片《舞臺生涯》。那時《凡爾杜先生》放映之後,「非美活動委員會」也暫時沒來找他的麻煩。素來樂觀的他拋開受審、聽證會、影片受攻擊這些給他帶來的痛苦,在1949年又開始思索新的電影題材。

  他想到的題材是一個老喜劇演員,和一個年輕的芭蕾舞女演員之間發生的故事,主題是藝術作品的永恆主題:愛。他說「世人無論披上什麼新的外衣,他們骨子裡喜歡的仍是愛情故事。正如黑茲利特所說,情感要比智力更能吸引人,所以它對一件藝術作品的貢獻也更大。並且,和《凡爾杜先生》那種冷酷的悲觀主義相比,它完全是別具一格的。更重要的是這個主題鼓舞了我。」

  《舞臺生涯》的劇本長達750頁,1950年他修改了初稿,精簡刪節了不少,到1951年完成了分鏡頭劇本。此期間,《城市之光》於1950年4月,在美國再版重映,獲得了巨大成功,這無疑給了他頗大的安慰與鼓舞。同期他還編寫了一部芭蕾舞劇《科洛賓娜之死》,本來是想交給兩個舞蹈演員演出的,但為了豐富《舞臺生涯》的內容與藝術性,他把它放入影片中。

  影片的背景是1914年夏天的倫敦,曾紅極一時到老喪失了青春、健康、名氣的卡伐羅(卓別林飾),身上似乎有著卓別林父親那一輩人的影子,他的被人遺忘和喝倒彩,與卓別林本人當時在美國的遭際幾乎一樣。

  影片開頭是暮色蒼茫的街道,孩子們(由卓別林的孩子們扮演)圍住一個演奏管風琴的老藝人。這時,一個衣著整潔的紳士回到了小公寓,卻老也開不了門,原來落魄的名演員卡伐羅喝得大醉……他好不容易開了門爬上樓,一股特別的氣味又使他轉回樓梯底下,……他破門而入,救了一個用煤氣自殺的少女。

  名叫梯麗的少女是舞蹈演員,她夢想成為一個偉大的舞蹈家,然後嫁給一個青年音樂家。但她生病雙腿麻痹,丟掉了工作,也失去了愛情……為了給少女治病,卡伐羅將他最好的東西小提琴抵押給高利貸者,並想重操舊業。一個遊藝場老闆告訴他,沒有一家遊藝場願聘請年老的他了。

  但卡伐羅一直在座客稀少的小地方,演滑稽的馴虱者……他晚上回到家,做夢有了個伴侶即梯麗。他與梯麗合唱著一首《沙丁魚之歌》,並在梯麗的幫助下恢復了昔日的聲譽……

  梯麗可以下床,但沒有卡伐羅扶助就不能走一步。卡伐羅告訴她由於老想著悲慘的童年,所以患上了心理病,要堅強起來。為此,卡伐羅自己戒了酒,希望重登大劇院舞臺……然而,他的笑語、噱頭觀眾卻不欣賞,喝倒彩、起哄、扔雜物。這是因為他老了,變得內向而矜持,過去與觀眾之間的那種親密默契關係消失了。老闆請他不必再去……

  他很晚才與梯麗見面,說自己完全失敗了、絕望了。但梯麗卻把老人以前鼓勵她的話回贈給他「現在你必須奮鬥,奮鬥,奮鬥。」她激動地說著用足了力氣,竟站了起來踱著大步。看到自己這樣,她不由自主地又笑又哭,心理作用導致的麻痹症,被堅強的意志征服了……她一遍遍喊道:「我能走了!」那晚,她快樂地與老人在倫敦的街上走了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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