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別林(43)_學達書庫

四三

　　他寫完這個劇本後，寄給電影聯合會的審查機構——道德聯合會布林辦事處，收到的回復是禁映。理由是「有幾段故事裡，凡爾杜控訴了『制度』，並且抨擊了目前的社會結構」、「凡爾杜在好幾篇講話中都大肆吹噓了他那些罪行的道德價值」、「故事有一些地方表現了淫亂的惡劣的趣味」、「劇本中涉及救世軍的地方，我們認為可能開罪屬這一團體的人士」等等。回信說，布林辦事處想與卓別林討論一下，希望電影故事既可以符合電影法規的要求，又不致嚴重地損失了娛樂價值。

　　於是，卓別林去到布林辦事處，指出劇本中沒有「淫亂」的描寫與鏡頭。對辦事處一個年輕人說「你抨擊社會和整個政府」的指責，他作了反駁，「要知道，政府和社會畢竟都不是無懈可擊的，也不是不容許人批評的，對嗎？」布林先生則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如「別再把那個姑娘寫成一個妓女了吧，幾乎每一部好萊塢電影劇本裡都有一個妓女。」老實說對這點雷同，卓別林倒感到發窘。他答應絕不突出這個情節，又對劇本作了幾處小修改，終於通過這一關。

　　《凡爾杜先生》拍完後，先為道德聯合會的成員試片，他們代表了審查團和各宗教團體。放映完後，大部分人怒形於色，只是在布林先生快刀斬亂麻的堅持下才又通過這一關。

　　他將《凡爾杜先生》製作好，在好萊塢為托馬斯·曼、福伊希特萬格等朋友放映。他們看完後，站起來鼓掌足有10多分鐘。這樣，他信心十足地赴紐約主持新片的初映。

　　在那裡，他受到各國記者的歡迎。但受到為數不少的記者和天主教退伍軍團的刁難、反對，他們在記者招待會上逼問卓別林為什麼不入美國籍？卓別林說：「我認為無需改變我的國籍，我把自己看作是一個世界公民。」「可是，你是在美國賺錢。」卓別林笑道：「如果您要算帳，可得把問題談清楚。我做的買賣是國際性的，我的收入75％來自海外，美國從這些收入中大大地抽了一筆稅。可見，我還是一個花了大錢、應當受歡迎的旅客哩。」

　　退伍軍團的人又說：他們這些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法國登陸反攻德軍的人，對卓別林不做美國公民感到憤慨。卓別林正色言道：「我的兩個兒子也在那兒，在巴頓的第三軍，在最前線。可他們並沒像您這樣發牢騷，或者誇耀這事。」

　　有個記者記起，大戰期間卓別林曾致電美術大師畢加索，要求發起抗議美國納粹分子驅逐反法西斯作曲家艾斯勒的運動。這個記者心懷叵測地問卓別林，是否知道艾斯勒是共產黨，說他喜歡共產黨員。

　　記者招待會成了政治圍攻，在場的作家吉姆·艾吉挺身而出，指責他們：

　　「一位藝術家，他給世界上帶來了這麼多的歡樂，使我們對小人物有了這麼深的瞭解。可是所謂的美國報界代表，卻這樣嘲笑他，還故意要大家仇視和欺辱他。這樣，他會作何感想呢？」

　　好友瑪麗·壁克馥、專欄作家威爾遜、作家兼演員唐納德等人，與卓別林、烏娜一起出席了初映式。電影散場後，夫婦倆招待150位客人夜宵。卓別林看出來，席上有幾股對立派，氣氛顯得緊張：一些人表示厭惡這部片子，只有少數人表示喜歡它，這在他以前的新片初映式上從未有過。唐納德忿忿不平地對卓別林說：「查理，他們這些雜種，是要利用你的影片搞政治呀。其實，這部電影是你的成功之作，它是觀眾們喜愛的。」

　　唐納德的評價是客觀的，《凡爾杜先生》在戰後為銀幕帶來了一股新鮮空氣，不失為一部精品和卓別林的代表作之一。

　　《凡爾杜先生》在紐約上映後，連續6周賣座較好。但後來影院售票處的生意逐漸清淡，與以前相比簡直就門前冷落車馬稀了。這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因為他覺得在他所拍的影片中，《凡爾杜先生》是很能顯示機智與才華的一部。他向聯美公司的職員詢問個中原由，他們告訴他：「你拍的電影在頭幾個星期賣座好，是因為去看的都是你的老影迷。往後再去看的就是一般觀眾了，老實說，報刊上已經連續攻擊你好多年了，一般的觀眾肯定會受到影響，所以到後來賣座就差了。」

　　然後，他們拿出了幾份報紙：「瞧，全國各地，看到的都是這樣的報道。」其中一張報紙上的照片，畫面是新澤西州一家影院放映《凡爾杜先生》的情景，該州天主教退伍軍團在影院外佈置了糾察線。糾察隊員們舉著幾塊標語牌，這樣寫道「卓別林是同路人（意即赤色分子）」、「不能讓卓別林長期喧賓奪主」、「外國佬滾蛋」。

　　卓別林定睛一看，照片上的影院外邊並無一人買票，而退伍軍團在佈置糾察線。他的幽默感又出來了，笑道：「這明明是在清早五點鐘拍的嘛。」事實上，在那些沒有受到干擾的地方，影片的票房情況都很不錯。但是後來，退伍軍團把恫嚇信發到那些輪流放映《凡爾杜先生》的大影院，威脅老闆們說，如果哪個影劇院上映一部卓別林的片子，或是他們所反對的其他電影，他們就要連續抵制那個影劇院一年。結果，科羅拉多州首府丹佛市馬上傳來消息，說一些影院頭一天上映這部片子賣座極佳，但受到恫嚇第二天就停映。

　　那一次去紐約，是卓別林心情最抑鬱、忿怒的一次，起初全國各地輪映制的影劇院都來訂片子，後來聯美公司每天都收到幾份取消影片訂單的通知。與此同時，報刊的攻擊不停，還有幾位參議員在參議院攻擊他。有的評論家如本來較有見識的耐特，竟把《凡爾杜先生》稱為「可能是從有電影以來最不合群的一部影片」，說卓別林「厚著臉皮想用他的實用的非正統的道德觀，使美國社會的各個階層都感到震驚和氣憤」。他居然理解不了卓別林是在呼籲人們要有健全的道德觀。

　　這樣不遺餘力，公眾似乎被煽起了一種敵視情緒：這個人來美國這麼多年，掙了這麼多錢，還不願加入美國國籍，並從事非美活動，是一個忘恩負義的偽君子……報上就是這麼說的。

　　在這股謠言四起、猜忌敵視的潛流，和公開詆毀、無情打擊的浪潮交替衝擊下，《凡爾杜先生》沒有達到卓別林預計的1200萬的收入，在美國的總收入幾乎還不夠支付攝製費用。卓別林這棵大樹的根基一動，聯美公司的日子就岌岌可危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冷戰，美國「非美活動委員會」1947年開始，對電影界進行調查，把矛頭對準進步人士。事實上，1941年卓別林的《大獨裁者》曾獲得最佳編劇、最佳男主角等三項奧斯卡獎提名，最終未能獲取，就是這個「非美活動委員會」暗中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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