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賽寧(48)_學達書庫

四八

　　當代蘇聯詩人繼承和發揚了葉賽寧詩歌的這一傳統，使人道主義精神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不少詩人都尖銳意識到自己的責任感：為尊重人、關心人、同情人而呼籲，為他人分憂，為他人感受痛苦。在這些詩人看來，「沒有所謂別人的痛苦」（吉洪諾夫），「沒有所謂不幸的愛情」（德魯尼娜），「這個星球上什麼事情都會使人分心」、「幸福的人為他分憂」（維諾庫羅夫），「哪怕是用話語去減輕人們的痛苦！」（庫列紹夫），「用自己的胸膛保護他人——沒有比這更富有人性的使命」（塔季揚尼契娃），「別人建的房屋，我不住；以別人的痛苦為代價的幸福，我不要。」（成吉茲·阿吉佐夫）等等。詩人阿裡姆·凱肖科夫在《小溪》一詩中表達了普普通通的「小人物」為他人分憂的良好願望和富有人道主義精神的高尚作為：

　　我不是狂風與暴雨的主宰，
　　在幸福與災難面前我無能為力，
　　唯獨在他人痛苦淚水的源頭，
　　我能夠用自己的水將它們洗去。②

　　②《青春》，1985年第12期，第21頁。

　　從廣義上說，這種細微而崇高的人道主義精神，是按照葉賽寧詩歌的抒情基調發展開來的。如果說在馬雅可夫斯基那裡，這種痛苦的感受變為一種行動，即改造舊的、創造新的，為實現未來的幸福而鬥爭的話，那麼在葉賽寧及其當代的繼承人那裡，這種為別人分憂的痛苦感受，則貫穿著一種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崇高人道主義。對人的愛，對自己人民的痛苦與不幸的深切同情，對人、人性和未來的信念，乃是俄羅斯民主主義詩歌人道主義精神的真諦。而當代的一些有世界性影響的蘇聯詩人已通過繼承和發揚葉賽寧詩歌的人道主義傾向，從最崇高的意義上來理解人道主義，把關注全人類的命運和未來視為己任了。大自戰爭與和平、生態的平衡，小自鳥兒的悲鳴、小草的枯榮，都會引起他們對整個地球和時代的憂慮與不安，如對避免熱核戰爭災難的人道與理智的讚頌，便體現出更高層次的人道主義精神。

　　第十三章　詩人與中國

　　在俄羅斯詩壇上，可以說，葉賽寧是普希金之後最受讀者喜愛和崇拜的詩人之一。前蘇聯先後為他誕辰70、80、90周年舉行過大規模的紀念活動。詩人的家鄉康斯坦丁諾沃村整個被俄羅斯聯邦劃為國家級「文學保護區」，而「保護區」的重點自然是「葉賽甯文學博物館」。在現今的俄羅斯，葉賽寧的肖像被印在郵票上和中學、大學課本裡，刻在浮雕和版畫上，而他的作品，已被印成六卷本廣泛發行了。至於葉賽寧的一生和詩人形象，在紀錄影片《謝爾蓋·葉賽甯》（蘇聯中央紀錄影片製片廠，1965）、故事影片《歌唱吧，詩人……》（莫斯科電影製片廠，1971）、大型聲樂交響詩《懷念葉賽寧》（格·斯維裡多夫作曲，1971）和傳記小說《謝爾蓋·葉賽甯》（阿·安德列耶夫著，1973）等許多文藝作品中得到了栩栩如生的藝術再現。初步統計，以葉賽寧為題材創作的詩歌近700首；①以葉賽寧生活片斷為情節創作的散文作品有50餘部②；根據葉賽寧的詩歌作品譜成的抒情歌曲和其他音樂作品有500餘首，③葉賽寧的詩，不僅抒寫了主人公的內心世界，如批評家梅特欽科所說，乃是「別具特色的抒情日記」，同時也體現出偉大轉折的時代，即暴風雨般的革命時代及這一時代所引起的人的精神面貌的變化。然而，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裡，葉賽寧被視為「頹廢詩人」的典型，他的作品被打入冷宮。直到50年代末詩人才被恢復名譽，其閃爍異彩的詩作使人們相信他是「真正蘇維埃詩歌藝術的代表」（詩人阿謝耶夫語）。此後興起的「葉賽寧熱」一直持續到今天。詩人的各種選集儘管一版再版，但仍供不應求。有的葉賽甯詩集，如同普希金的作品，一印就是上百萬冊，而且當即銷售一空。這種現象的本身也可以證明葉賽寧的詩歌地位，怪不得詩人沃茲涅先斯基說：「美利堅的強大在於電腦，俄羅斯的強大在於讀者。」

　　①②③參閱《俄蘇作家》（詩人卷第8冊，）「圖書」出版社，莫斯科，1985年。

　　葉賽甯的詩歌培養了一代又一代蘇聯詩人，許多青年詩人從他的詩歌中汲取營養，受到啟迪，從而形成了七八十年代頗具影響的「悄聲細語」派詩風。這種詩風至今不衰，在俄羅斯詩壇上仍保持著旺盛的勢頭。

　　葉賽寧的詩歌在世界範圍內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各種外文譯本已有幾十種流傳於世界各國。前南斯拉夫出版了兩套不同版本的葉賽寧詩歌全集。早在詩人生前，歐洲的一些國家就翻譯介紹了葉賽寧的詩歌作品，例如英國和意大利，分別於1922、1923年首次翻譯介紹了葉賽寧的詩。這些國家差不多都是翻譯與介紹同時進行，我國則是先介紹詩人後翻譯其作品。中國讀者第一次聽到葉賽寧的名字是通過愈之先生于1922年介紹十月革命後蘇聯文學的文章《俄國新文學的一斑》（《東方雜誌》第19卷第4冊）。愈之先生在這篇文章中充分肯定了葉賽寧的詩劇《普加喬夫》的革命現實意義。從時間上看，這與最早介紹葉賽寧的歐洲國家是同步的。日本于1923年翻譯出版了葉賽寧詩選的單行本。①有跡象表明，當年魯迅先生就是依據日文譯本瞭解葉賽寧的。此後，1927—1930年間，魯迅先生曾在《革命文學》等文章和講話中多次評介過葉賽寧。

　　①參閱《葉賽寧創作問題》第262—263頁，「現代人」出版社，莫斯科，1978年。

　　然而，魯迅先生首先注重的是詩人對革命的態度，所以對僅僅是革命「同路人」的葉賽寧評價較低，指出他在革命現實面前的思想矛盾。聯繫到當時的革命現實，可想而知，魯迅所推崇的是「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因而葉賽寧的「純」抒情只會引起魯迅先生的遺憾。解放後，由於受到蘇聯文藝界的影響，葉賽寧在我國某些人的眼裡，乃是「脫離革命」的詩人。直到80年代初還有人在文章中把葉賽甯與馬雅可夫斯基對立起來，稱其為「反革命」詩人。這無疑是一個歷史性的誤會和悲劇！

　　葉賽寧所處的時代是俄羅斯歷史上急劇轉折的時代。偉大的俄羅斯人民通過革命進軍走向了光明的未來。這個時代是嚴峻的，充滿了矛盾和衝突，遠不是所有的作家和詩人都能在這一革命航船上站穩腳跟。但從歷史的「遠距離」來看，葉賽寧仍不失為一位偉大的抒情詩人。

　　應當說，中國新文學是在外國文學尤其是俄羅斯文學的影響下發展壯大的。中國新詩的發展也深受西方詩歌其中包括俄羅斯詩歌的影響。

　　從審美趣味來看，我國廣大讀者是喜愛世界上一切國家的詩歌珍品的。而如果讓一位詩歌愛好者列舉一下自己最喜歡的外國詩人的名字時，那麼，即使是在今天，他所舉出的三個當中恐怕至少會有一位是俄羅斯詩人。俄羅斯詩歌如此深入我國讀者之心，是與本世紀以來我國幾代人在翻譯介紹方面的歷史功績分不開的。繼愈之先生介紹葉賽寧之後，我國革命詩人蔣光慈于1928年翻譯了葉賽寧的詩《新的露西》，同時還撰寫了連載文章《十月革命與俄羅斯文學》，其中包括與譯詩一起發表的葉賽寧專論（《創造月刊》第1卷第8冊）。此文在闡述「十月革命與俄羅斯文學」的背景上，全面評價了葉賽寧的詩歌創作，對中國讀者深入瞭解葉賽寧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蔣光慈還把《新的露西》一詩的譯文收入自己的詩集《鄉情集》，於1930年由北新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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