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賽寧(42)_學達書庫

四二

　　任何時代生活都是豐富多彩的，讀者不僅需要昂奮的進行曲式的政治詩，而且也需要感情細膩的漫步低吟式的抒情詩；不僅需要反映激烈階級鬥爭的詩，而且也需要體現感情真摯、富有人情美的詩。然而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蘇聯詩歌創作的實踐常常是只問政治傾向而不講藝術方法，或者說重思想性輕藝術性。結果是藝術被政治代替，真正的藝術卻沒有自己的「歷史地位」。在這種情況下，當年從未站在政治「浪尖」上但卻遵循藝術規律的抒情詩人葉賽甯，自然不會受到包括「無產階級文化派」在內的以「左派」自居的文藝界人士的歡迎，因為他那珍珠般晶瑩閃光的藝術作品反倒成為那些人向所謂「純無產階級詩歌」殿堂「長驅直入」的「絆腳石」。

　　而隨著葉賽寧的自殺，蘇聯詩歌界便掀起了批判「葉賽寧情調」的運動，借此清掃詩歌中的憂傷情緒。這就導致了蘇聯詩歌創作中的某種公式化和簡單化的產生以及葉賽甯詩歌傳統的中斷。此後，詩人們似乎恪守著一定的「框框」寫詩，具體地說，不外乎反映沸騰的建設場面、豐收的喜悅景象、戰士的英姿勃勃以及其他「蒸蒸日上」的生活的橫斷面。其中雖然不乏優秀作品，但總給人以「似曾相識」的雷同之感。有些敘事小詩，雖然富有情節性，但由於缺乏詩歌藝術性，則很難與微型小說區分開來。詩畢竟是詩，抒情詩畢竟以抒情為主。至於說到抒情，還是老詩人伊薩科夫斯基的見解正確：「人有喜悅的感情，也有悲哀的感情和情緒。要是排除了憂傷或悲哀，那就意味著使人的內心世界變得極其貧乏。此外，應當指出，如果剝奪了人的憂傷和悲哀的感情，那麼人就不會有喜悅，因為什麼都是相對而言的……認為蘇維埃人不會有憂傷，那純屬無稽之談。」①

　　①《星》，1980年，第11期，第160—161頁。

　　有一段歷史時期，在詩歌直接為政治服務的前提下，蘇聯詩歌極其單調，似乎只能歌頌，不能針砭。一些與馬雅可夫斯基詩歌傳統或創作風格不一致的詩人，動輒被扣上「頹廢」、「色情」乃至「反動」帽子，甚至被批判，被開除出作家協會等等。然而，就藝術手法和創作基調來說，這些人往往是屬葉賽寧詩歌流派和傳統的。對他們的壓制和棒殺，導致了創作題材與審美領域愈來愈狹窄，技巧貧乏、內容空泛的後果，造成這種局面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對葉賽甯詩歌傳統和創作影響估計不足。應當承認，葉賽寧的詩，就其精神實質來說，基本上是屬現實主義的；就其情感和激情來說，多半屬浪漫主義；就其藝術手法來說，則一般是屬意象主義的。

　　也許正由於如此，才形成了葉賽寧獨具風格的詩歌體系。有些人只看到他抒發內心感受的「憂傷」詩，卻忽略了他歌頌革命的詩歌傑作，只看到他與馬雅可夫斯基藝術上的不同，卻忽略了兩者政治上的一致。然而，即使在藝術上兩者也並非沒有共同之處。葉賽寧歡呼革命，甚至要「摘下」太陽，當作「金鼓」（《天國鼓手》，1918）來震動「地上和天上」。這種磅礴的氣勢、浪漫主義的色彩豈不與馬雅可夫斯基為革命而呐喊的詩同出一源！誠然，就整體而言，馬雅可夫斯基的詩以雄偉的氣概著稱，葉賽寧的詩則以細膩、深沉的情思見長。事實是，不論馬雅可夫斯基還是葉賽寧，都是革命時代、社會主義藝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著名詩人列·馬爾蒂諾夫在談到葉賽甯與馬雅可夫斯基的共同之處時寫道：「我看不出葉賽甯與馬雅可夫斯基之間有什麼顯著的矛盾。對我來說，他們之間的共同之處遠比不同之處更為明顯。我想像得出他們倆人如何肩並肩地沿著同一條道路前進。」①而對詩人斯麥利亞科夫來說，馬雅可夫斯基與葉賽寧是革命的兩面「紅旗」，前者為革命吹出了響亮的「號音」，後者為革命奏出了悠揚的「笛聲」（《兩位歌手》，1934）。而且，在斯麥利亞科夫看來，對革命兩者缺一不可。葉賽甯與馬雅可夫斯基是並行不悖，相輔相成的，他們都對蘇聯早期和當前詩歌的繁榮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從50年代中期以來，任何一部闡述蘇聯詩歌發展進程的著作以及有關的論文中，都早已把葉賽甯與馬雅可夫斯基相提並論了。打從葉賽寧去世之後，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在這一時期裡，蘇聯詩歌的地平線上又升起了一些光輝燦爛的新星。然而，即使在這樣的背景上，葉賽寧這顆曾經被雲霧遮蔽過的星，不僅沒有顯得暗淡，反而更加閃閃發亮了。

　　①《文學報》，1967年3月29日。

　　2. 詩歌傳統的繼承與發揚

　　葉賽甯繼承了19世紀俄羅斯人普希金、柯爾佐夫·尼基金、蘇裡科夫、費特、丘特切夫的詩歌傳統，以感情真摯的抒情和人生哲理的探求，吟唱了俄羅斯農村和大自然樸素的美，抒發了對祖國無限的愛。正是由於葉賽甯，蘇聯詩歌的新的「棱面」才得以展現，閃爍出耀目的異彩。親眼目睹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後，葉賽寧更看重的是精神，而不是物質，更注重於弘揚民族的文化藝術傳統。當構成主義詩歌團體的成員K.捷林斯基1923年對美國的先進技術頗感興趣，並企圖「移植」於俄羅斯詩歌創作之中時，葉賽甯幽默而又頗具形象性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我們俄羅斯乃是詩歌的國度。我們暫時還很窮，這不要緊。美國人穿西服褲子，用的是吊帶，而我們是用腰帶束布褲子。可我們跑起來方便，明白嗎？腰帶束得緊些，拔腿就跑。我們一定能趕上他們。我們跑起來方便。可是在美國，是技術把人吃掉。他們那裡，占主要地位的不是技術，而是美元。瞧，詩歌的敵人是誰！這一點您可要記住！……」①不難看出，葉賽寧是主張在傳統的基礎上發展詩歌藝術的。

　　①參閱《回憶葉賽寧》第358—359頁，「莫斯科工人」出版社，1965年。

　　葉賽甯曾不止一次地對友人說，他最喜愛普希金和果戈理，普希金的詩歌使他感到至為親近。讀者從葉賽甯的《波斯抒情》、《母親的來信》、《致一位女子的信》、《故鄉行》等詩裡都能感覺出普希金式抒情的樸素感情的影子。在《致一位女子的信》這首詩的結尾部分，甚至可以明顯地看到與普希金的長詩《葉甫蓋尼·奧涅金》遙相呼應的詩節：

　　請原諒我……
　　我知道，您已不是當年的那個少女，
　　如今您跟自己的丈夫生活在一起，
　　他是您真正聰明的伴侶……

　　葉賽寧是個氣質獨特的詩人，他在創作中永遠保持迥非尋常的詩人個性，從不改變自己天賦的面貌。他的創作經驗，他的形象體系以及抒情情調，又有助於表現他詩歌創作的個性。他的特點之一是真實地袒露自己的內心。而這是需要勇氣的，因為人的內心活動十分複雜，最隱秘的角落往往是最「脆弱」、最經不起用「標準尺子」去衡量的。組詩《一個無賴漢的自白》正是屬這類作品。它們真實地記錄了詩人心靈的波動、坦誠而無所隱飾，是葉賽寧病痛或者說「精神危機」的象徵。然而，正是這類作品才使廣大讀者最深刻地看到詩人感情上的衝突和變化，看到了他在人生道路上的步伐和挫折。

　　葉賽寧注重內心世界、感情深層的開掘，真誠自然，從不追求怪奇詭異、虛飾雕琢，詩歌意象一點也不撲朔迷離。他的《致一位女子的信》（1924），結構縝密、韻味雋永，以細膩入微的筆觸刻畫了自己複雜的思想感情和內心活動。而組詩《波斯抒情》（1925），情真意篤，形式精美，是蘇聯抒情詩中最動人心弦的傳世之作。這組色彩瑰麗、音韻動人的詩篇，能夠使讀者的聽覺和視覺都感應到藝術的美。葉賽寧是個憂鬱、感傷性的詩人，他的作品大多含有一種憂鬱的氣氛，而這種憂鬱又形成了詩人作品特有的基調，即帶有一種淡淡的哀愁。這種憂鬱的基調，正是葉賽寧詩歌獨具詩美的所在，因為它把孤獨、苦悶、愁思與憧憬一類的情緒統統詩化為獨特的柔情，撫慰著人心，給人以美的感情的陶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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