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賽寧(43)_學達書庫

四三

　　當代蘇聯詩人正努力在哲理與抒情中開拓藝術思維的空間，擴大對真善美和對人生意義哲理探索的範疇。他們從葉賽寧那裡把握了袒露內心的本領，以感情真摯的抒情繼承和發揚了葉賽甯詩歌傳統。他們各自以獨特的表現手法，把構成人的精神世界的一切都變成了詩的主題，其中以愛情詩最為突出。青年詩人們寫愛的萌動、愛的燃燒、愛的纏綿，從人們司空見慣的愛情題材中開掘鮮為人知乃至意識不到的詩美。他們的愛情多以情感的自然流露為特點，且格調清麗，明朗純真，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

　　寫這類詩時，青年詩人們甚至具體借鑒了葉賽寧的藝術手段，善於用情節去加強詩的結構，使愛情抒情詩內容充實而不抽象。女詩人阿赫瑪杜琳娜的《我原以為你是我痛苦的根由……》（1960）一詩便頗具代表性：女主人公寥寥數語的數落，便把一個情場騙子的「廉價把戲」戳穿，使其虛偽與醜惡的靈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並從此與其一刀兩斷、分道揚鑣。這詩與葉賽寧的《你不愛我也不憐憫我……》（1925）有異曲同工之妙，它會使讀者情不自禁地聯想起葉賽寧該詩結尾的警句：

　　愛情不可能去了又來，
　　灰燼不會再烈火熊熊。

　　作為一門藝術，詩歌的任務不僅僅在於反映和掌握客觀世界，鼓舞人民改造客觀世界，它的藝術使命還在於反映和掌握主觀世界，在於它的審美價值，即陶冶和淨化人的感情，使其高尚和純潔。不言而喻，這在「效果」上仍然是有助於改造客觀世界的。在詩歌創作中，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永遠應當處在和諧和統一的狀態，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有感而發，有激情而作。然而，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蘇聯詩歌仿佛不是沿著真摯感情的抒發道路前進，而是依附於「訂貨」，由於過分強調詩歌與社會生活的聯繫而忽視了詩歌藝術本身的特點和規律，結果出現了千篇一律的反映客觀世界，即「歌頌光明」的「單調」的繁榮。

　　這尤其表現在衛國戰爭勝利後的十年。用老詩人阿謝耶夫的話說，戰後十年的詩歌「灰色單調」。而著名批評家鮑·索洛維約夫認為，那時的詩「平庸膚淺，華而不實」。蘇共二十大以後，蘇聯詩歌創作空前活躍。中斷了幾十年的葉賽甯抒情傳統也得到了恢復和發揚。青年詩人們反對詩歌創作中的唯理主義和功利主義，主張充分抒發內心的情感和激情，表現自我。他們的作品，許多都選材新穎，構思上完全擺脫了「歌頌」的套式而追求哲理性的揭示。於是，詩壇上不斷出現思想開拓和藝術探索方面的大膽嘗試。一代又一代的蘇聯新詩人都在不斷向葉賽寧學習，借鑒他把握真正詩歌藝術的奧秘和獨特的風格特徵。葉賽寧的詩，以其柔和而輕盈的音響叩擊著讀者的心靈，以其心靈秘密的揭示和優美而坦蕩的抒情使青年詩人和讀者「著迷」。

　　在60年代後半期和整個70年代的「悄聲細語」派詩人的作品裡，幾乎都明顯留有葉賽寧睿智、秀逸乃至感傷抒情詩的姿影。即使在一向以重大主題為特點的特瓦爾多夫斯基的抒情詩裡（如《在我生活的時日……》，1967），讀者也能發現詩人對正在流逝的生活所懷有的葉賽寧式的淡淡的哀愁。「悄聲細語」派的代表人物，農村出生的詩人魯勃佐夫（1936—1971），如同葉賽寧童年的經歷，從小受民間詩歌的薰陶，詩的風格清新淳樸，語言通俗易懂，音韻優美動聽，具有濃郁的農村生活氣息。他那洋溢著淡淡哀愁的詩的基調，與葉賽寧的詩十分近似。魯勃佐夫生前始終認為葉賽寧是他的老師。在魯勃佐夫所有的詩中，幾乎都能捕捉到葉賽寧式的抒情基調。在把握葉賽寧狀物抒情的藝術技巧方面，魯勃佐夫尤為成功，例如《故鄉之夜》：

　　……

　　如果厄運不再驚動心靈，
　　就像那影兒一樣悄然移動，
　　四外是這樣寂靜啊，
　　恰似人生不再出現震驚。
　　盡可將整個心靈
　　沉入那神秘的憧憬，
　　令人清醒的哀愁卻籠罩心靈，
　　宛如溶溶的月色籠罩寰中。

　　從哲學的角度來理解世界和人類，即對人生哲理的探求，是葉賽寧的另一個特點。他的詩筆調沉鬱、樸實自然，富有很強的哲理性。《我不悔恨，不呼喚，不哭泣……》（1921）和《故鄉行》（1924）等詩，是對生活真諦的思考，而《我不想欺騙自己……》（1922）和《給普希金》（1924）乃是對生活的總結和對理想的概括。它們既是內心抒情詩，又是哲理抒情詩。「文學不可能有空中之根」（葉夫圖申科語）。葉賽寧詩歌的哲理特點，同樣是在俄羅斯詩歌傳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在俄羅斯的抒情詩中，充滿了哲學思想的作品，早已引人注目了。普希金、巴拉廷斯基、丘特切夫是這一傳統的代表人物。而在葉賽寧的筆下，這類作品寓哲理於濃郁的抒情之中，更具特色，耐人尋味。尤其在風景抒情詩中，形成了葉賽寧獨特的大自然感和哲理性。他在藝術上的、哲理性的揭示，並不在於他指出了人與自然的相近和同源關係，而在於他以詩歌創作證實了人與自然的融合和渾然一體。批評家弗·謝瓦斯季揚諾夫認為，「從哲學觀點來看，詩人（葉賽寧）表達了自然與人和諧統一、有著根本聯繫這一『科學』思想……」①

　　①《文學報》，1977年5月26日。

　　哲理抒情詩具有很高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近30年來，不論是50年代後半期與60年代前半期「大聲疾呼」派的橫掃千里的時候，還是60年代末期以來「悄聲細語」派滔滔天下的時候，似乎傳統哲理詩派始終如一，循著自己的道路走。而70年代以來，葉賽寧式的沉思型的哲理抒情詩尤其有了長足的發展。許多擅長哲理抒情詩創作的詩人，都充分運用象徵、隱喻，寓意深邃地表達一定的哲理，詩的形象也閃爍著強烈的哲理光芒，如馬爾蒂諾夫的《拴著的狗》（1981）、舍夫涅爾的《箭》（1981）、維諾庫羅夫的《幸福的人為別人分憂……》（1968）、杜金的《蠟燭頌歌》（1982）、索洛烏欣的《伴籠中鳥》（1975）等等。這些優秀的哲理抒情詩舉輕若重，寓警策於平淡，是葉賽寧哲理性詩歌傳統得到繼承和發揚的明證。

　　葉賽寧的抒情詩，是現實生活的具體事件、自然小景在詩人感情世界裡所激起的波紋所凝成的晶體。不少詩寫的是「風花雪月」，但卻沒有脫離時代，而是同時代保持著微妙的聯繫，誠如維諾庫羅夫所說，「像地震儀那樣記錄了時代的震動」。②葉賽甯似乎把周圍的一切都變成了詩，而且他也願意看到自己的詩同生活融合一起。後來的各種不同命運的詩人都受到他的影響。開「悄聲細語」派之先聲的索科洛夫的詩就很突出地說明了這一點：

　　②《詩歌與思想》，第71—72頁，蘇聯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66年。

　　我真希望這些詩行，
　　忘卻自己是詞句，
　　而成為天空、屋頂、微風，
　　濕潤的街心花園裡的綠樹。
　　讓打開的書頁，
　　像從敞開著的窗戶裡
　　射出光明、響起鳥鳴，
　　發出生活深處的呼吸。①

　　①《日日相傳》，第7頁，蘇聯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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