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賽寧(30)_學達書庫

三〇

　　這無疑是詩人政治上的正確選擇。而情感領域裡，抒情主人公與地主小姐安娜·斯涅金娜的戀愛，在革命鬥爭異常激烈的年代是註定成為悲劇式的：愛情無法跨越階級的鴻溝。然而，愛情有時是無法解釋的，對墜入情網的青年男女來說，這種感情往往是「割不斷，理還亂」的。安娜被階級鬥爭的熱浪沖到了大洋彼岸。但在異國土地上生活了七年，她依然抑制不住對心上人的戀情。而且，這情感還漸漸變得更為純潔、崇高：

　　我常常到碼頭上去，
　　在一艘艘輪船中間尋覓
　　和注視那頗有威力的
　　蘇維埃紅旗，可內心
　　說不出是高興還是恐懼。
　　我的路已清晰可見……
　　您還像過去那麼可愛，
　　如同祖國，如同春天……

　　這是女主人公對戀人和祖國的愛的昇華！這種苦戀本身就蘊含著現實主義悲劇的藝術美。

　　綜觀葉賽寧的詩歌創作，可以明顯看出詩人在藝術上的追求與探索。然而，他首先是一個注重思想內容、社會目的明確的現實主義詩人。

　　即使在仿佛信手拈來的素材裡，我們也能看出葉賽寧詩歌創作的現實主義精神實質。葉賽甯曾在詩中寫道：「我歌唱客人，歌唱你，也歌唱火爐、庭院、公雞……」，「我要用詩歌的語言，讚美那平坦的壟田……」

　　農村、大自然、現實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葉賽寧抒情詩的創作素材。葉賽寧的詩歌創作，他描畫的「第二自然」、「第二現實」，有時甚至超越了「寫實主義」巨匠的成就。然而，與寫實主義藝術家不同的是，葉賽寧的作品裡又洋溢著浪漫主義的熾烈激情。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構成了葉賽寧詩歌美學的現實主義基礎和獨特的現實主義精神實質。不過，任何偉大的詩人都是凡人而不是神。任何以情感真實為創作原則的詩人的筆下，都可能出現好詩和壞詩，葉賽甯自然也不例外。讀者不應以無限的敬意去把自己所喜愛的詩人尊崇為神，也勿需拿壞詩去否定自己所不喜歡的詩人。重要的是，時間是最公正的藝術鑒賞家，它總是讓最珍貴的詩歌作品世世代代流傳下去，讓壞詩自生自滅。

　　第十章　《無賴漢之戀》

　　在西方，蘇聯詩人葉賽甯生前和死後一直享有很高的聲譽，被認為是最能體現俄羅斯詩歌傳統的抒情詩人，而在蘇聯本土，葉賽寧的詩歌地位卻並非無可爭議：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裡，他背的是「頹廢詩人」的惡名。這種惡名的根據主要來源有二：一是他的自殺，二是他為「無賴漢」唱讚歌。他的許多詩作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是對無賴漢、妓女、低級酒館的美化、迷戀、欣賞和崇拜。然而只要我們時刻記住，這類詩篇同樣是詩人內心的袒露，並非客觀的描寫或暗示、影射當時的社會現實，便可從中看出葉賽寧的憂鬱和對解脫的尋求。

　　葉賽寧自殺之後，蘇聯文藝界立即掀起了一場猛烈的批判運動，文藝界紛紛指責他的「悲觀和頹廢」情緒。從此，所謂「葉賽寧情調」便成為悲觀、頹廢情緒的同義詞了。然而，就實質來說，所謂「葉賽寧情調」，其實就是指他的憂傷情緒，就是指他詩歌那「淡淡的哀愁」基調。

　　這憂傷的情緒，這「淡淡的哀愁」既包含著詩人的個性特點和氣質，也體現著詩人的創作風格，其憂傷情緒的產生是既有主觀因素又有社會根源的。

　　葉賽寧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兩次革命、「誰戰勝誰」的空前殘酷的國內戰爭、前所未聞的饑荒、國民經濟的全面崩潰……那是一個大動盪、大改組、破舊立新、天翻地覆的混亂時代。直到20年代初期，人們還有的歡呼、鬥志昂揚，有的驚恐、迷惘、手足無措。那時，蘇聯詩壇上存在著形形色色的文學團體和美學流派，其中包括「左」傾的無產階級文化派和未來主義者。各種流派的詩人、作家、畫家、導演都在俱樂部、咖啡廳、劇院裡爭論不休，可說各個角落都在就藝術創作問題進行論戰。一時間，豪言壯語已成為一種風尚，什麼樣的藝術形式的試驗和探索都有。而在葉賽寧的全部抒情詩中，讀者卻見不到此種高調的影子，也看不到標新立異的藝術形式探索。葉賽寧與眾人不同。

　　根據莫斯科第一大學的精神病院所整理的病歷來看，葉賽寧之死並非由於悲觀厭世，他「從1925年11月起，就患有因酒精中毒引起的譫妄症和迷幻症」。①而此前他酗酒鬧事是出了名的，且多次「記錄在案」，還常常在警察局的冷板凳上過夜。這可能是葉賽寧自尋短見、離開人世的主觀原因。

　　①參閱戈登·麥克維著《鄧肯與葉賽寧》第314頁，上海音樂出版社，1989年。

　　客觀上呢？根據當代詩人斯·庫尼亞耶夫所提供的最新材料我們知道，葉賽甯周圍的詩人，先後幾乎全部被清洗，而在這些人的肉體被消滅之前，精神上就已遭到了摧殘。其中，葉賽甯的摯友阿列克賽·加寧，早在1925年就被無情地鎮壓；其他詩人，如尼·克柳耶夫、謝·克雷契科夫、彼·奧列申、瓦·納謝得欽、帕·瓦西裡耶夫、伊·彼利勃魯德內依等，都在30年代慘死在監獄和集中營裡。①葉賽寧在生前的最後幾年裡，精神上已感受到無形的壓力和苦悶。

　　①參閱斯·庫尼亞耶夫：《一切從標簽開始》，《立場》，「蘇維埃俄羅斯」出版社，莫斯科。1990年。

　　十月革命前，來自農村的葉賽甯被貴族詩歌稱為「農民詩人」，其中既有對他給死氣沉沉的詩壇所帶來的大自然的清新氣息的讚賞，也含有對這位俄羅斯農村土生土長的詩人的「土氣」的鄙夷。然而，葉賽寧的氣質，他的聰明才智和自尊，使他偏要「大鬧詩壇」，顯示一下「農村詩人」的高明：不僅以詩使城市人驚歎，還要以「風度和派頭」給城市帶來非同小可的震驚。這就是為什麼他時而一身農民打扮，出入貴族沙龍，時而又西裝革履，進出低級酒館，酗酒鬧事、一醉方休。

　　十月革命後，葉賽寧政治上是擁護蘇維埃政權的。這不僅表現在他所創作的一系列革命題材的優秀詩作方面，而且還表現在他在國外期間的言行。1922年，葉賽甯在回答柏林一家報社的記者問時強調說，他熱愛俄羅斯，而且，除了蘇維埃他不承認任何政權。葉賽寧在國外，在柏林或在巴黎，都曾濫飲烈酒，但任何時候他都能保持政治上頭腦清醒，堅決回擊白俄僑民或西方資產階級文人的挑釁，「不能容忍任何對蘇維埃國家的污蔑。」

　　在詩歌創作方面，30年代初期，葉賽寧基本上屬意象派。意象派《宣言》正式發表（1919年1月）的時候，葉賽寧同留裡克·伊甫涅夫、阿納托裡·馬裡延戈夫、瓦季姆·舍爾舍涅維奇一起在這個《宣言》上簽了名。這些詩人表面上看來個個都是花花公子模樣，憤世嫉俗、玩世不恭。他們建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僅1920—1921年間就出版了三十餘種詩集。他們有自己的活動場所——「飛馬站」，在那裡聚會，朗誦詩歌，探討技藝。葉賽甯一度是意象派的核心人物之一，並以意象派詩人而自豪。1923年，葉賽甯曾打算在巴黎出版詩集《小酒館式的莫斯科》，儘管這一計劃未能實現，但葉賽甯當時就連書的封面乃至收入哪些作品也都考慮好了，甚至打算在封面上注明自己是一位「意象派詩人」。①

　　①參閱戈登·麥克維著《鄧肯與葉賽寧》第254—255頁，上海音樂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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