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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3. 現實主義的精神實質

  葉賽寧所處的時代,是俄羅斯歷史上的「多事之秋」,既有1905年革命街壘戰的明顯標誌,又有革命失敗後白色恐怖的痕跡;既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又有二月革命和專制統治的倒臺,當然,還有偉大十月的「阿芙樂爾」的炮聲和世界上第一個工農國家的建設。這就註定了這位關心人類命運的偉大抒情詩人會經常思考一個重要問題:種種客觀事件會把人們引向何處?熱愛祖國、仇恨給人民帶來痛苦和災難的戰爭,使得葉賽寧的詩歌創作傾向於藝術中的現實主義和人民性,從而使他走上反映偉大十月革命真理的道路。

  葉賽甯的詩繼承了普希金的樸素簡潔傳統,抵制了形式主義的影響。當未來派、無產階級文化派大肆叫嚷「打倒普希金!」、「把托爾斯泰從現代生活的輪船上扔出去!」、「打倒語法、連同它的變格變位,連同它的句號和逗號!」的時候,葉賽寧卻能夠冷靜思考,把自己看作是「蘇維埃方面最鮮明突出的同路人」,而且作為蘇維埃俄羅斯與現實主義、人民性的強有力的中間環節出現,將兩者緊密聯繫起來,應當說,是難能可貴的。在《約旦河的鴿子》(1918)一詩中,葉賽寧甚至描寫了俄羅斯在革命烈火中的「洗禮」。也正是在這裡他虔誠地說:

  祖國是我的母親,
  我是布爾什維克。

  然而,葉賽寧的思想認識和創作發展畢竟是有一個過程的。在十月革命初期的詩歌中,葉賽甯滿懷喜悅的心情,真摯、熱情地歌頌給農民帶來了土地和自由的革命。不過,更深刻地、有意識地去理解這一歷史性和社會性變革在人民生活中的全部意義,尤其是在與為偉大十月革命理想而鬥爭的俄羅斯農村相聯繫的人民生活中的意義,顯然,是不可能馬上做到的。外國武裝干涉、反革命、圍困、饑餓、寒冷,一齊襲向年輕的共和國。戰爭和國民經濟的崩潰導致了軍事共產主義政策的實行。農民對城市的抱怨情緒日益增強。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葉賽寧表現出同情農村的「農民傾向」。然而,革命畢竟使葉賽寧變成了一個唯物主義詩人。

  《伊諾尼亞》(即《樂土》,1918)一詩的主題很能說明問題:實實在在的人間的農民天堂取代了虛無縹緲的天上的基督天堂。用宗教象徵和宗教詞匯唱出新的、革命的內容,是葉賽寧創作思想上的一次大的飛躍。

  以葉賽甯為代表的來自農村的詩人,其美學特點之一是不脫離現實主義,同時繼承和發揚民間口頭文學傳統與古典文學傳統,反對無產階級文化派的虛無主義。葉賽寧直言不諱地指出,對文化「古老根基」進行辱駡的人自己卻創造不出什麼新東西,所以他們才叫嚷「為了我們的明天/我們要燒掉拉斐爾/踩爛藝術的花朵……」①

  ①《葉賽甯文集》,第4卷,第217頁,莫斯科,1967年。

  作為一個自學成才的詩人,葉賽寧是從人民生活的深處攀登到詩歌高峰的。梁贊的田野,農民們年復一年早起晚歸不停耕作的土地,是葉賽寧度過童年的地方。家鄉那優美、迷人的迷歇拉森林,美麗的奧卡河,遍地野花的平原都是葉賽寧抒情詩思的源泉。不過,「憂鬱」似乎是他抒情的基調,他早期的詩就是如此。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是,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詩人,他把殘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看作是人性的極大災難:

  橫屍遍野,
  城市和農村在燃燒,
  道德根基在動搖,
  就連親密的朋友
  也把我當長靴筒磨刀。

  (1915)

  葉賽寧詩歌的戲劇衝突首先是由於詩人生活在其中的社會環境和條件所造成的,那是客觀現實的一個方面。他創作的戲劇衝突是現實生活本身的深刻反映。葉賽寧的許多抒情詩,就實質來說,都是關於自己與歷史、自己與時代的對話,真所謂既有「冷靜頭腦的記錄」,又有「苦澀心靈的傾訴」(普希金詩句)。他所思考的常常是具有本質意義的問題:生與死,革命與農民,俄羅斯歷史,個人與全民的命運。就「吐露心曲」的坦誠程度來說,「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沒有人能超過葉賽甯」(葉夫圖申科語)。而對客觀世界的觀察和反映,葉賽寧同樣是極其坦率地承認:

  臉貼近臉
  面容難辨,
  大事遠距離才看得見。

  這是符合生活經驗的真理。當時的「大事」就是「平靜的海面已經沸騰」,而「航船面臨著覆沒的危險」。可是:

  在寬闊的甲板上,
  我們哪一個人沒有跌倒,
  沒有嘔吐也沒有發出怨言?

  這歷史的象徵意象使讀者看到了人們抱怨、頹唐和沮喪的情緒。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抒情主人公說道:

  當時,我本人就處在
  這粗野的喧囂聲中,
  儘管對職責十分清楚,
  還是下到了大船的底艙,
  為的是不看人們的嘔吐。

  (《致一位女子的信》,1924)

  「這底艙便是俄羅斯的酒館。」主人公仿佛拋開了世間的一切煩惱,狂飲一杯杯苦酒,「在縱酒爛醉中自我摧殘」。

  在20年代蘇聯困難時期而實行新經濟政策的這一時代背景下,葉賽寧創作了一些反映頹唐情緒的詩篇。用詩人崔賓的話說,這些詩體現出葉賽甯的「詩意心靈」與「散文生活」的尖銳矛盾,而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可以把葉賽寧稱為「俄羅斯詩歌中最後一個偉大浪漫主義者」。①葉賽寧敏銳地感覺到個人與社會的根本衝突:「我現在很是憂傷,歷史正經歷著一個扼殺活人個性的痛苦年代,正在進行著遠非我所想像的那種社會主義。」②對世世代代備受壓迫的農民滿懷同情使葉賽寧迷住了眼睛。要知道,葉賽寧經歷的是一個波瀾壯闊、絢麗多彩而又充滿了艱難險阻的時代,他像許多人一樣,也曾「暈過船」啊!

  ①崔賓:《時代照亮的話》,第121頁,蘇聯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67年。
  ②《葉賽甯文集》,第5卷,第1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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