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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高爾基一方面對葉賽寧的詩歌才能和純潔而真摯的感情感到由衷地高興;另一方面又對他被當時風靡歐洲的放浪不羈的藝術家名士派包圍感到不安,而且這種不安的心情直到獲悉葉賽寧悲劇式的死這一消息之前,始終沒有離開過他。

  1924年,葉賽寧從國外旅行回到祖國以後,他的詩歌創作又出現了一個新的高漲。在他的詩裡,純粹俄羅斯式的、人民的、革命的因素又占了主導地位,革命主題出現在《故鄉行》(1924)、《大地的船長》(1925)、《偉大進軍之歌》(1924)、《二十六人頌歌》(1924)等詩裡,而且第一次以廣闊的歷史畫面為背景創作了反映農村革命鬥爭的敘事詩《安娜·斯涅金娜》(1925)。值得指出的是,葉賽寧的抒情才能充分體現在組詩《波斯抒情》(1924—1925)裡。當然,這一時期的作品並不意味著葉賽甯完全克服了他詩歌創作中的內在矛盾,但是卻表明他從長期的迷誤中擺脫了出來,既克服了最初形式主義流派的影響,也排遣了身在異國格格不入的人們中間那種孤寂之感。他由衷地希望貧窮落後的祖國變得「鋼鐵般堅強」,再也不願聽那往昔的「老牛破車的吱呀歌聲」。在葉賽寧最後的幾年裡,高爾基一直密切注視著他的創作。

  不論是1924年刊載在列￿格勒雜誌《俄羅斯同時代人》上的抒情詩,還是在1925年春天發表在《紅色處女地》雜誌上的敘事詩《安娜·斯涅金娜》,高爾基都一一細讀。1925年6月,高爾基在意大利索侖托療養時,還特意寫信給作家伊·巴別爾,索要葉賽寧的最新詩集。①

  ①《文學遺產》,第70卷,第643頁。

  葉賽甯對高爾基則極為尊敬,高爾基當時發表在《紅色處女地》和《探照燈》雜誌上的每一篇作品,葉賽寧都細心拜讀。他還在給當時在國外療養的高爾基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常常想到您而且想得很多……

  我只是想告訴您,整個蘇維埃俄羅斯都始終惦記著您,關心您在那兒的情況和您的健康狀況……我們大家對您的每一句話都十分注意和細心傾聽……」②高爾基曾送給葉賽寧一個手提箱,葉賽寧直到生命的最後都將它帶在身邊。

  ②《葉賽甯文集》,第5卷,第167頁,蘇聯文學出版社,莫斯科,1962年。

  葉賽寧的死使高爾基十分悲痛。高爾基曾對鄧肯說過:「自從果戈理和普希金以來,我們還不曾有過像葉賽寧這樣偉大的詩人。遺憾的是,果戈理精神錯亂而離世,普希金在風華正茂時遇害,詩人的命運大多為一齣悲劇。」③

  ③《鄧肯的最後歲月》,第144頁。

  當時,高爾基在寄往國內的大部分信件裡,都提及這件事,承認葉賽寧是個具有傑出天才的詩人,對他的死感到難忍的痛心。1926年1月9日,高爾基在寄給文藝理論家伊·格魯茲傑夫的信中寫道:「葉賽寧的詩使我失魂落魄,儘管我早就預感到,而且似乎深信不疑,這個小夥子會有不幸的結局。」①

  ①《星》,1961年第1期,第146頁。

  葉賽寧死後,每當高爾基接觸到詩人的作品,一種惋惜的難忍的痛苦便襲上他的心頭。1926年6月17日,當高爾基讀完了《葉賽甯詩文集》

  的第1卷時,便「悲痛和氣惱得幾乎喊叫起來」。②與此同時,高爾基不斷思考造成葉賽寧的這種悲劇的原因。思考詩人內心的衝突、創作的矛盾和命運的乖戾。高爾基認為葉賽寧的死並非偶然,他從這件事情上看到了社會關係發生偉大轉折的時代所引起的衝突的反映。因為這種轉折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從內心裡加以接受的,用高爾基的話說,葉賽寧「來到我們這個世界上實在是太晚了,或者說實在是太早了。」③

  ②《高爾基文學書簡》下卷,第8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65年。
  ③《星》,1961年第1期,第146頁。

  高爾基的這種看法,在葉賽寧本人的抒情自白裡也可以找到論證:

  我並不是一個新人!
  這有什麼可隱瞞?
  我的一隻腳留在過去,
  另一隻腳力圖趕上鋼鐵時代的發展,
  我常常滑倒在地。

  (《正在消逝的露西》,1924)

  在高爾基看來,導致葉賽甯悲劇的根源還在於城鄉之間的矛盾,即「泥罐子碰鐵罐子」的矛盾:「他的生與死是一部大型藝術作品,是生活本身所創造的一部長篇小說,它最好不過地代表了城鄉關係的悲劇。」

  高爾基不止一次地闡述過自己的這種觀點,不論是1928年會見軍隊記者時①,還是1930年同作家突擊隊員們談話時,都明確表達過:「這裡,問題十分清楚而明確。一個農民詩人,就是說那個泥罐子,同鐵罐子——城市相撞了,必然會被撞得粉碎。」②毫無疑問,高爾基這裡所說的農村與城市,指的是十月革命前古老的俄羅斯農村與資本主義的城市。那時,正是葉賽甯從自由廣闊的大自然來到彼得堡貴族沙龍狹小天地的年代,高爾基於1926年3月24日從那不勒斯寄給羅曼·羅蘭的信中,曾具體地談到了這一點:「這是一個農村青年,浪漫主義者和抒情詩人的悲劇……我是在葉賽甯初到城市的時候見到他的……城市興高采烈地迎接他,猶如貪食者見到一月的草莓。人們開始像偽君子和心懷嫉妒的人那樣過分地、虛假地讚揚他的詩……他很早就感覺到城市會毀滅他,並且用優美的詩句描寫了這一點。他雖然仍是一位非常獨創的抒情詩人,卻已經變成了十足的無賴。我認為,他之所以耍無賴,是出於絕望,出於對毀滅的預感,同時也是出於對城市的報復。」③不言而喻,高爾基在這裡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資產階級城市的社會弊端,指出一個自學成才的純樸詩人怎樣被這個城市腐蝕和「吞噬」了下去。高爾基一方面看到頹廢文人對葉賽寧的不良影響;另一方面也看到葉賽寧自身精神常常出現的驟變。葉賽寧雖然滿腔熱情地歡迎十月革命,但最初未能理解改變舊農村生活風習的意義。他寄託于革命的是建立「農民天堂」這種烏托邦(《伊諾尼亞》,1918)。他擔心未來「機器王國」可能征服農村。他的不少詩裡都流露出這種惴惴不安 的憂慮心情。

  ①《真理報》,1928年7月9日。
  ②《高爾基文集》,第26卷,第91頁。
  ③《三人書簡》,第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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