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多拉·鄧肯(59)

五九

　　這就是同志們哪！儘管旁邊有幾張小桌子，足可以讓她們三個人悠閒自在地坐下進餐，但是伊莎多拉還是想坐到大圓桌那邊去。她興致勃勃地和他們打招呼：「同志們，你們好。」她的臉上堆滿了親切坦率的笑容。

　　但「同志們」自顧自地繼續喝湯。向旁邊略略斜視一眼以後，他們又去從事他們喝光肉湯的大業了。

　　這樣，她們這些新來的客人只好默默地坐著。同樣用三口洋鐵碗盛著的神秘莫測的肉湯，還有三個大黑麵包推到了她們的面前。

　　伊莎多拉做了個手勢，表示她想在市長的宴會上，一點一點地啜飲這碗肉湯，品味品味這種「女巫的飲料」。艾爾瑪總算把湯匙伸到了碗裡，但無法再把它送到嘴邊。讓娜這個女孩子，她只是一聲不吭地坐著，看上去如同一個為自己的信仰而犧牲的早期基督教徒。

　　和進來時一樣，她們又餓著肚子走出了餐廳，回到臨時住宿的房間。

　　立刻有人敲門。隨著一聲輕柔的「請進」，那位同車的機要員走了進來。他從自己的口糧裡，給她們送來了一暖瓶的可可茶，還有一些白麵包。這三位婦女對他真是感恩戴德，視為救星。她們開始狼吞虎嚥地吃起來。

　　突然，讓娜令人毛骨驚然地尖叫了起來。艾爾瑪轉過身去，只見一隻彪形碩鼠在房間裡從容不迫地爬著。讓娜緊接著又尖叫一聲，從坐著的椅子上跳了起來。伊莎多拉從床上坐起，和她一起奔出房間。年輕的機要員試圖誘捕那只碩鼠，但沒有成功，它揀食了撒在地上的一些麵包屑以後，又悠哉悠哉地回到浴缸下的隱身之處，有幾隻小耗子在那裡吱吱直叫。

　　在伊莎多拉·鄧肯遺留在莫斯科的幾頁草稿裡，她粗略地勾畫出了她打算撰寫的那本有關俄國之行的回憶錄的開頭部分。她是這樣寫的：

　　我去俄國，伴隨我的只有我的學生艾爾瑪和我的忠誠的小保姆讓娜。她雖然生活得提心吊膽，但始終不肯離開她的「太太」。在火車駛過飄揚在國境的紅旗時，我們早已聽到不少駭人聽聞的傳說，所以對畫中那些布爾什維克就不會感到驚訝了。他們身穿法蘭絨的紅色襯衫，大黑鬍子，口裡噙著刀子，出現在我們面前，對我們三人為非作歹。然後在一個夜晚，切斷我們的喉嚨，尋歡作樂。當我們看到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卻是一個非常靦腆的年輕人，灰色的眼睛上戴著一副眼鏡，告訴我們說他只是共產黨人的一名學生，能說六種語言，非常願意為我們服務。我們承認，我們都感到非常激動，可能還有一些小小的失望。他很害羞，完全不是我們預想中的那種布爾什維克。我發現，只有在談到列寧的時候，他那雙在眼鏡後面的灰色眼睛才發射出無限崇敬的光芒，他整個頎長的身體也因激動而抖個不停。他以顫抖的聲音，講述共產黨員們如何以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打退白匪軍的進攻，把這場神聖的戰爭描繪得壯烈雄偉、有聲有色。

　　到莫斯科後的第一個晚上，我們把讓娜留在旅館一個租來的房間裡，她獨自睡在床上，由於見到了「許多大老鼠」而歇斯底里地哭個不停。我們則和一個小布爾什維克一起在有著許多教堂和金碧輝煌的圓屋頂的神秘美麗的城市裡閒逛。他大談共產主義的未來，越談越興奮，一直談到東方發白，個個願為列寧和共產主義事業而獻身。不久天上烏雲密佈，在我們的頭上淅淅瀝瀝地下起雨來。我們的這位嚮導似乎對挨澆毫不在意，我則念念不忘我們已有14個小時沒有吃過一點東西。後來見得多了，我才發現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根本不在乎冷熱、饑餓或者其他物質上的困苦。如同早期基督教的殉教者，他們完全生活在信仰之中，絕不考慮生活上的事惰。而艾爾瑪和我實在是困頓不堪，因此只好邁著沉重的步子，返回火車……

　　他們乘坐的這列火車，仍然載著全部笨重的行李，停在車站的旁軌上。給了列車服務員一點小費之後，伊莎多拉、那位年輕人、艾爾瑪設法打開了兩間列車車箱的分隔間，在那裡安安靜靜，甚至可以說舒舒服服地過了一夜。

　　當伊莎多拉第二天早上醒來時，已經11點了。懷著渺茫的希望，他們又在車站上等著，以為總會有人來帶她們回旅館——那個年輕人早上早已離開了車站。結果還是空等了一場。

　　她們決定朝市區的另一頭尋找歸路。這時天已大亮，籠罩著這座城市的神秘色彩也隨之一掃而光，看上去顯得那麼荒涼和破敗，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撲進她們鼻孔的氣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典型東方式的。在大街小巷散了一個多小時的步以後，伊莎多拉和艾爾瑪，借著辨別方向的卓越才能，最後總算找到了那個老鼠旅社。它的名稱對一個熟知「倫敦捲心菜」的人來說，似乎是一種嘲弄。

　　據在旅館等著她們的弗洛林斯基說，他還沒有得到有關方面的任何回音。她們只好坐下來，不知在這個旅館裡到底還要等多長時候。直到下午盧納察爾斯基從鄉間度假回來，發現桌上放著這位舞蹈家已經到達的通知，才派他的秘書接她到他們事先安排好的房間裡。

　　最後一切總算有了個著落。讓娜歇斯底里發作，艾爾瑪精疲力盡，她自己既疲倦又失望。所有這三個人，在經歷了四天食無定規、休息不好，以及由於來到這片新的國土，開始了新的生活所引起的過度興奮疲勞之後，對於能夠被人送進這樣一個地方，在這裡至少可以得到真正的休息，不用害怕老鼠，不用咀嚼令人作嘔的食物，就已心滿意足。

　　教育人民委員為伊莎多拉·鄧肯匆忙安排的住處，據帶她去那兒的秘書說，是格爾采爾公寓。

　　格爾采爾是誰？她問。

　　盧納察爾斯基的秘書圓瞪雙眼瞧著她，仿佛她問他誰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誰是夏裡亞賓。像她這樣一個偉大的舞蹈家，居然不知道同時代人！這位年輕人彬彬有禮地向她解釋道，格爾采爾是俄國最有名的舞蹈家，是莫斯科歌劇院的首席芭蕾舞女演員。她和安娜·芭甫洛娃屬同一學派，又是同時代人。

　　這位秘書接著說，當盧納察爾斯基見到他桌上的條子，得知鄧肯已到俄國時，他有點不知所措。

　　對於伊莎多拉是否真的會放棄歐洲那些大都市的舒適生活，前來動盪不安的俄國生活和工作，他確實沒有多大把握，因此他沒有為她安排住處。那時，所有的旅館都住滿了共產黨的官員和政府辦公人員，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招待鄧肯這樣的一位貴賓。（當時，世界各國都稱她為「伊莎多拉」，只有俄國，自從她1905年第一次訪問這個國家以來，一直稱她為「鄧肯」。）

　　在什麼地方為鄧肯安排一個舒適的住處呢？盧納察爾斯基想起了莫斯科空著的格爾采爾公寓。當時鄧肯正在俄國南部旅遊觀光。這位人民委員按照共產主義早期的一般作法，徵用了這座無人居住的公寓，並派他的秘書按這位貴賓。他可能政務繁忙，但不妨設想一下，即使僅僅為了彌補前一天的接待不周，他也應該拜訪一下這位遠道而來的貴賓。她初到莫斯科，人地生疏，他理應親自陪她去住宿的地方。但一直過了好幾天，伊莎多拉才初次見到這位先生。在這以前，她已數度和他函電往來，告訴他她即將前來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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