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多拉·鄧肯(56)

五六

　　終於，只剩下伊莎多拉獨自坐守空房，待在一切為了拉梅爾的音樂而準備的貝多芬大廳裡。她的絕望無言可表。睹物思情，看見曾經幸福地待過一陣的房屋，伊莎多拉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渴望從這所房子裡飛出去、從這個世界飛出去，因為她相信，世界和愛情對自己來說都泯滅了。

　　1921年春，伊莎多拉收到蘇聯政府發來的一封電報：

　　只有蘇俄政府能瞭解您。歡迎速來，將為您建立學校。

　　這是從哪兒來的電報？從地獄裡來的嗎？她自問。環視空空如也的房子，沒有了大天使、沒有了希望、沒有了愛情。伊莎多拉回電說：

　　欣悉來電，同意來俄，願教育貴國兒童，唯一條件為一工作室及工作經費。

　　對方的回電是「同意」。於是，伊莎多拉·鄧肯乘上船順泰晤士河而下，離開倫敦到雷維爾，最後抵達莫斯科。

　　第十二章　紅色蘇維埃

　　1921年7月12日，伊莎多拉·鄧肯登上「巴爾坦尼克」號航輪的甲板，偕同她的學生啟航去蘇維埃俄國。

　　當時，她的許多朋友和崇拜者認為她瘋了。但對那些真正瞭解她的人來說，她的這一舉動並不使人感到意外。他們知道這並非她一時的心血來潮；他們知道她熱愛俄國和俄國人民。他們，可能還有很少一些人，瞭解她的藝術。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知道像一切真正的藝術家一樣，從她的內心深處，她是一個不信奉清規戒律的人。

　　她是一個革命者。

　　伊莎多拉·鄧肯熱愛俄國。為此，她已在1905、1908和1913年在俄國做過三次富於成果的巡迴演出。她在觀眾、知識界和帝國芭蕾舞團體中引起了極大反響。任何一個觀看過她以舞蹈表演柴可夫斯基的《斯拉夫進行曲》的人，都會確鑿無疑地感到伊莎多拉·鄧肯多麼同情俄國人民在沙皇專制制度的壓迫下所遭受的苦難。

　　當她1917年在美國巡迴演出期間，聽到俄國爆發革命的消息後，她就在這個國家裡第一次演出了《斯拉夫進行曲》。無疑，也一定是在那個時候，在她的心裡萌發了重歸已從專制統治下獲得了解放的俄國演出的念頭。幾年後，在1921年至1924年間，在她回到俄國並且在那裡生活、工作、經受磨煉以後，她向一位朋友表示，在蘇維埃俄國度過的三年，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三年。

　　1921年的4月，伊莎多拉·鄧肯奔赴倫敦，與她的情人、鋼琴演奏家沃爾特·拉梅爾合作進行一系列的演出。倫敦市民興高采烈地歡迎這位偉大的舞蹈家。所有她的老朋友，諸如小迪爾德麗的祖母艾琳·泰瑞、藝術家奧古斯塔斯·約翰、司各特小姐，還有許多詩人、音樂家、畫家擠滿了她在克拉裡奇的沙龍。各種報紙上出現了對她的長篇頌揚文章。

　　正當這個時候，一個來自蘇維埃俄國的商務代表團在倫敦進行訪問。代表團由一位具有相當文化修養和討人喜歡的布爾什維克党領導人之一的列昂尼德·克拉辛率領。他聽說這位國際上著名的舞蹈家對新生的俄國很感興趣，就到鄧肯登臺演出的威爾士王子劇院去拜訪了她。

　　那天，她演出的恰巧是柴可夫斯基的《斯拉夫進行曲》，由倫敦交響樂團伴奏。克拉辛像所有觀看過這出表現斯拉夫民族的壓抑與自由的舞劇的人一樣，被舞蹈家的藝術語言感動得熱淚盈眶。

　　演出結束後，他立即奔到後臺，向這位舞蹈家表示敬意。就在那間劇院的化粧室裡，他們簡短地、同時也是半開玩笑地討論了鄧肯去俄國開辦舞蹈學校的問題。克拉辛一口答應竭盡全力促使這項計劃實現。

　　在此期間，克拉辛向莫斯科的同事發了電報。幾天後，他又去鄧肯下榻的旅館和她詳細討論辦學的前景。他提交她一份待簽的合同，不料立刻遭到鄧肯的拒絕，原因是她不願在「同志」之間沿襲這種「資產階級分子」的合作方式！克拉辛只好建議她發表一項聲明，以表達她去俄國辦學的願望。這回她同意了。她拿起筆，給當時的人民教育委員阿納托爾·瓦西裡耶夫·盧納察爾斯基寫了一封信：

　　我從未想過用我的工作來交換金錢。我需要的是一個工作場所、一座能容納我和我的學生的住宅、簡單的伙食、樸素的衣著，以及能發揮我們才能的機會。我討厭資產階級分子和商業性的藝術。我一直沒有能夠為自己心目中的人工作，這是我的不幸。恰恰事與願違，我不得不為五美元一張票的代價出賣自己的藝術。我討厭現代劇院，與其說它是藝術的殿堂，不如稱它為妓院更貼切。在那裡，藝術家們理應佔有一個高級祭師的席位，可是事實上，他們卻被降格為老闆們的雇工。每晚為了一點微薄的收入出賣他們的眼淚和高尚的靈魂。我願為人民大眾舞蹈，願為需要我的藝術的勞動人民舞蹈，他們由於貧窮，卻享受不了我的藝術。我願無償地為他們演出，因為我知道，他們一直沒有被比他們聰明的社會賢達帶到我這裡，而他們卻真正需要我的奉獻。如果你們能夠接受這些條件，那麼我將前來為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未來和她的孩子們效勞。

　　伊莎多拉·鄧肯

　　接到這封信以後，盧納察爾斯基給當時正在巴黎的鄧肯回了一份電報：

　　請來莫斯科。我們將為您提供一所學校和1000名兒童。您能大規模地執行您的計劃。

　　伊莎多拉立即複電：

　　接受您的邀請。擬於7月1日自倫敦啟航。

　　在和盧納察爾斯基互相通電不久，伊莎多拉在她巴黎的排練室裡舉行了一次宴會。

　　所有她的朋友都來了，其中有幾位是俄國僑民：柴可夫斯基小姐，她是前沙皇政府農業部長的女兒；馬克拉科夫，原俄國駐法大使，還有其他一些人。

　　當他們得知鄧肯真的下定決心要去蘇維埃俄國，驚訝得目瞪口呆。他們原以為這不過是她一時的奇思怪想，卻不料是她的真誠願望。

　　柴可夫斯基小姐俯下身去，跪倒在伊莎多拉像往常一樣斜倚著的長沙發椅旁，懇求她別去俄國。她告訴鄧肯她父親轉來的一封信，這封信是一個身在俄國的人寫給她父親的。信中談到發生在那裡的無可名狀的恐怖。她戲劇性地在鄧肯的面前揮動著這封信，帶著悲哀的聲調念道：

　　「看看他們幹的好事吧。由於缺乏糧食，他們正在宰殺4歲的兒童，把他們的四肢掛在肉鋪裡出售。」

　　伊莎多拉·鄧肯天生的懷疑精神使她拒絕相信這種誇大其詞的歇斯底里的調語。當其他幾位在場的俄國友人振振有詞地證實這些消息，央求她取消這次旅行時，她只說了一句：「噢，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我必須去那裡！」她的臉色看上去顯得蒼白而嚴肅。

　　宴罷客散以後，只有伊莎多拉和學生艾爾瑪在一起，有關布爾什維克的恐怖的談話，仍縈繞在她們耳邊。伊莎多拉開玩笑地說：「別擔心，艾爾瑪。要吃的話，他們當然先吃我，我長得比你胖。那時，你趕緊逃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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