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多拉·鄧肯(33)

三三

　　本來伊莎多拉·鄧肯和弗羅曼訂有為期六個月的巡迴演出合同。合同保證，無論成功與否都要履行下去。然而，由於伊莎多拉的自尊心受到挫傷，看到他不想履行已簽訂的合同，對他未免輕視，於是當著他的面撕毀了合同，說道：「這樣至少可以使你不再承擔任何義務了。」

　　巴納德總是說他為伊莎多拉這樣的美國土壤的產物感到自豪，說如果美國不欣賞她的藝術，他簡直太傷心了。按照他的建議，伊莎多拉決定在紐約留下來。於是她在美術大廈租了一間工作室，掛上她的藍色窗簾，鋪上地毯，每天晚上為詩人和藝術家們表演舞蹈，繼續創作一些新作品。

　　1908年11月15日的《太陽報》星期日增刊登有一篇文章，對伊莎多拉·鄧肯在那個時期的一個夜晚做過如下描述：

　　她（伊莎多拉·鄧肯）從腰部以下裹著一幅美妙的帶有中國刺繡的紗羅。她那短短的、烏黑的頭髮鬈曲著，蓬蓬松松地編在脖子後面，自然地分開，披拂在兩頰旁邊，像聖母一般。她的鼻子微微翹起，眼睛是灰藍色的。許多關於她的新聞報道談到她的身材高大優美——猶如成功的藝術品，而實際上她只有五尺六寸高，體重一百二十五磅。

　　四周琥珀色的燈光亮了，劇場大廳頂部中央的黃色圓盤似的燈柔和地照著，使色彩效果達到了完美的程度。鄧肯小姐出臺表示歉意，說用鋼琴配音大不協調。

　　「像這樣的舞蹈用不著音樂，」她說，「除非是像潘神從河邊砍來的蘆管吹出來的那種音樂，恐怕只要一管長笛、一管牧人風笛就足夠了。其他的藝術——繪畫、雕塑、音樂、詩歌，都已經把舞蹈遠遠拋在後面，舞蹈實際上已經成了一種失傳的藝術。如果試圖把舞蹈與另一種遠遠走在前面的藝術（比如音樂）和諧配合，那是困難的、不協調的。我貢獻出我的一生，就是為了使這種失傳的舞蹈藝術得到新生。」

　　她開始講話的時候，是站在靠近正廳那些詩人坐的地方，而當她結束講話的時候，已經在大廳的另一頭了。簡直無法知道她是怎麼到那裡去的。但是你想想她的朋友艾琳·泰瑞就明白了——後者像她一樣，對於空間是毫不介意的。

　　她再也不是疲憊不堪、愁容滿面的女主人了，而是成了一個從一片破碎的大理石中從容自在地走過來的異教精靈，似乎那就是她在世界上要做的最明白不過的事情。也許她像希臘神話中的海中女神加拉提，因為加拉提在解放出來的最初瞬問，一定是跳著舞的；她又像是披著頭髮的女神達英尼，在德爾斐樹林中，從阿波羅的擁抱中掙脫出來。你剛這樣想，她的頭髮就披下來了。

　　無怪乎她這些年站在埃爾金大理石上供英國貴族們娛樂，而又遭到他們半信半疑的眼光，實在叫她厭倦。現在，在你眼前出現的，是一系列的塔納格拉的塑像，是雅典神廟的隊列；是骨灰甕和墓碑上戴花冠的悲哀女神；是酒神女祭司的放浪形骸。看起來你們是在觀看她，實際上你們觀看的是人為技藝尚未插入之前人類天性的全部活動景象。

　　鄧肯女士承認：她整個的一生都在努力返回到古代，發現在悠久歲月的迷宮中丟失了的淳樸自然。

　　「在我們偏偏稱為異教的遠古時代，每一種感情都有相應的表現動作，」她說。「靈魂、肉體、思想渾然一體，合作協調。瞧，雕塑家的妙手抓住和表現出來的那些古希臘男女的形象，簡直不像是人工斧鑿出來的倔強大理石，你幾乎可以說出他們想跟你說什麼話，只要他們開口；即使他們不開口，那又有什麼關係呢？因為你也完全知道他們想說什麼。」

　　然後，她停一會兒，變成了一個舞蹈的精靈、一座琥珀的雕像，時而高擎酒杯向你敬酒；時而把玫瑰花瓣撒在雅典神廟之前；時而在愛琴海紫紅色的波浪頂尖上游泳。

　　藝術雜誌編輯瑪麗·羅伯茨欣喜若狂地說出了以下一段話，鄧肯女士認為這是她所讀過的對她全部創作的最滿意的總結：

　　「當伊莎多拉·鄧肯翩翩起舞的時候，人們的精神仿佛回到了遠古時代，世界初創的時代。那時候，人們以形體之美做為自由表現偉大靈魂的手段，運動的韻律和聲音的韻律融合為一，人體的動作與風和海洋的運動協調一致，女人手臂的姿勢猶如玫瑰花瓣的開放，而她的腳在草地上踩踏，猶如樹葉飄然落地，當宗教的、愛情的、愛國的、犧牲的或者欲望的整個熱情，合著古弦琴、豎琴或者鈴鼓的節奏表現出來的時候，當男男女女在他們的家庭爐旁和神的面前，或者走出家門在森林中和在海邊，身上充滿了生命的歡樂，以宗教式的狂熱跳起舞來的時候，那就必然是：人類靈魂的每一個強烈的、巨大的或者美好的衝動，都從精神傾瀉出來而化為身體，與宇宙的節奏和諧一致，完美無瑕。」

　　巴納德建議她留在美國，伊莎多拉·鄧肯聽從了他的勸告，並為此感到慶倖。因為有一天，有個人來到她的工作室，以後由於他，伊莎多拉才獲得了美國觀眾的熱情愛戴。這人就是沃爾特·丹羅希。

　　丹羅希是一位僑居美國的德國作曲家、指揮家。從1891年至1928年，他一直擔任紐約交響樂團的音樂指導和首席指揮。他曾看過她在克萊特裡昂劇院用舞蹈表現貝多芬的第七交響曲。那次的樂隊又小又糟，但他卻想到，如果配上他那個優秀的樂隊，由他自己精心指揮，這個舞蹈的效果將會多麼了不起。

　　丹羅希建議伊莎多拉12月在大都會歌劇院登臺連續演出，她欣然同意了。

　　結果果然如他所料。首演時，查爾斯·弗羅曼想訂一個包廂，但是他很驚異地發現劇場的座位已經被搶訂一空。這次經驗證明，不管那位藝術家多麼偉大，如果沒有合適的環境，即使是最偉大的藝術也會化為泡影。埃莉諾拉·杜絲第一次到美國巡迴演出就是如此，由於經理工作很糟，表演的時候劇場裡幾乎空空如也，於是她覺得美國人永遠也不會欣賞她的藝術。但是，當她1924年重返美國的時候，從紐約到舊金山，到處受到熱烈歡迎。

　　令伊莎多拉·鄧肯感到非常自豪的，是有一個由傑出的沃爾特·丹羅希指揮的八十人大樂隊伴隨她去巡迴演出。這次巡迴演出特別成功，因為整個樂隊上上下下都充滿著一種友好的感情，對指揮、對伊莎多拉都是如此。伊莎多拉和丹羅希非常一致，當她站在舞臺上跳舞的時候，似乎她的每一根神經都跟樂隊、跟這位傑出的指揮連成一體，息息相通。

　　她和丹羅希之間有一種密合無間的默契。他的每一個手勢，伊莎多拉都立刻感覺到一種與之呼應的顫動。只要漸強樂句上他一增加音量，她內在的生命力馬上增長、洋溢，化為一個個動作——因為每一樂句都成為音樂律動，她的整個身心也跟他一起和諧震顫。

　　有時候，伊莎多拉從舞臺上望下去，看見丹羅希的巨額俯覽總譜，就覺得自己的舞蹈的確像是雅典娜的誕生。

　　在美國的這次巡迴演出大概是伊莎多拉·鄧肯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自然，她還是為鄉愁所苦。每當表演第七交響樂的時候，伊莎多拉眼前便出現一幅圖畫：她的學生們成年以後，和她一起用舞蹈來表現這部音樂的時候，該是什麼樣子？因此，這還不是完全的快樂，而是對未來的更大快樂和希望。也許，生活中並沒有完全的快樂，而只有希望。

　　在華盛頓，伊莎多拉·鄧肯遇到了一場急風暴雨——幾位部長以激烈的言辭反對她的舞蹈。

　　後來有一天日場，羅斯福總統出人意外親臨包廂，來看她的演出。他很喜歡伊莎多拉的演出，每一節目演完之後都帶頭鼓掌。後來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

　　「這些部長從伊莎多拉的舞蹈中能找到什麼害處呢？在我看來，她像是一個跳著舞穿過晨曦沐浴的花園採摘想像之花的天真無邪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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