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裡士多德(8)_學達書庫

八

　　§處世篇

　　§美德即適中

　　「君子時而中」，立身處世要不偏不倚，不過不及，執其兩端取其中，這就是所謂的中庸之道。在亞裡士多德的「中道」學說中，中庸之道代表著真、善、美，它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康莊大道和超凡入聖的階梯。

　　他認為：幸福的、善的人，就是在兩種極端行為中間保持中道的人。他是在淺灘中航行的人，任何不慎都有毀滅他幸福的危險。在每個行動、每個思想、每個情感中，一個人既可以做得過分，也可以做得不足，同時也可以做得恰如其分。例如，人們都承認勇敢、節制、自尊、大方等等是美德，因為它們是適中，而魯莽和懦弱、放縱和麻木、傲慢和自負、浪費和小氣等等是惡行，因為它們要麼過度、要麼不足。饑時思食是人類的本能，但吃的過度或食不果腹都會妨礙身心的健康發展，浪費會流於奢侈，同時也會養成他人不勞而獲的惡習；反其道而行就是刻薄吝嗇，更會招人疾恨。勇敢是人類的高貴氣質，但是匹夫之勇往往會輕生誤事；反其道而行又是怯懦。一切高貴的德行如果在做事的時候失之偏頗，不但不會受益，反會大受其害。

　　在每一種情況下，合理的生活方式是既不做得太過，也不做得不及，而是採取中間的道路。善的人既不超凡又不尋常，而是適中，他會在「恰當的時間，面對恰當的人們，以恰當的目的和恰當的方法處理恰當的對象」。簡言之，他將在一切時間和條件下奉行中道。因為中道是通向幸福的坦途。

　　亞裡士多德所謂的「適中」，並不是數學中的兩數相加再除以二，也不是說花30塊錢請客是浪費，花10塊錢請客是吝嗇，花20塊錢請客就是慷慨。

　　如何把握「恰當」這個度，則要視具體情況而定。

　　「適中」不僅是亞裡士多德的倫理學原則，而且是他政治學說的一個重要原則。他認為：以中小奴隸主階級為主體的共和政體，既是最好的，又是穩定的。

　　這種政體的優點還體現在中產階級具有「中庸」這種美德，它能適應理性，不會走極端。他說：「善德就在於行於中庸，則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應該是行於中庸，行於每個人都能達到的中庸。在一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為三個部分（階級）——極富、極貧和兩者之間的中產階級。現在，大家既然已公認節制和中庸常常是最好的品德，那麼人生所賦有的善德就完全應當以中間境界為最佳。處在這種境界的人們最能順從理性。」在這裡，亞裡士多德所說的富有階級就是奴隸主貴族，這類人不知道服從，非常狂暴；最窮的階級是指人數眾多的平民，這類人不安穩，破壞性極大，很容易變成無賴和流氓，因此他既反對窮人佔優勢的民主政體，也不贊成少數貴族的專權，」最好的政治社會是由中等階級的公民組成的」，這類人既能對國家盡責，又沒有野心，能在富有和貧窮這兩個極端的階級之間起調解仲裁作用，從而使國家平穩鞏固。

　　亞裡士多德形成這種觀點不是沒有原因。他反對貴族寡頭專權。是因為接觸了菲利普、亞歷山大等一些權貴人物後，看到了他們的狂暴、好戰，在這些人的統治下，人民只會受此起彼伏的戰禍之苦。那麼他為什麼反對窮人佔優勢的民主政體呢？這緣于雅典人對蘇格拉底犯下的罪過以及自己在雅典所受的流離之苦。可見，中庸之道滲透到了亞裡士多德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如，他認為每個人擁有的財富必須有個限度；一個理想城邦的人口不應過多或過少；它的疆域也不應過大或過小；在一定情況下，城邦制定的法律應予變革；任何類型的城邦政體防止政變成革命的一個真理名言就是中庸之道。

　　亞裡士多德提倡美德即適中，在現實生活中他也是這樣做的：他既視妻子帶來的豐厚嫁妝為應得的幸運，又沒有淪為金錢的奴隸；對於老師柏拉圖，他既不是盲目地崇拜，又不是全盤否定，對於柏拉圖的學術敵人伊蘇格拉底，在指責他過分注重實用觀念的同時，又對他的修辭學大加讚賞；當憤怒的雅典人剝奪了他在德爾斐的榮譽時，他「既不熱衷，也不漠然」；對於老朋友赫爾米阿斯，他既沒有因其聲譽不佳而拒絕與之往來，也沒有因為知遇之恩而答應做他的政治顧問；對於亞歷山大，他沒有因為彼此間的師生關係而頤指氣使，在亞歷山大稱王稱帝時反而離開了這位實權人物；對於反馬其頓派的領袖德漠斯提尼，亞裡士多德不計被迫離開雅典的前嫌，當馬其頓大軍壓境時，力保德漠斯提尼沒有被殺頭，但同時又保持著同這位領袖的距離；對予雅典人，他對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忿忿不平，但當菲利普兵臨城下時，他又到處周旋，為保住雅典這塊聖地做出了貢獻這就是亞裡士多德，一個在常人看來無法捉摸的人。但是他對別人的寬容換來的又是什麼呢？亞歷山大並沒有遵循他的老師建立小國寡民之城邦的中庸之道，接二連三地發動對外掠奪戰爭。更令人可悲的是，這個有恩于雅典城邦的人，他的中庸之道對偏激的雅典人並沒有產生絲毫的影響，他們的莫須有的罪名對哲學犯下了第二個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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