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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典人第二次對哲學的犯罪

  隨著反馬其頓浪潮的日益高漲,亞裡士多德遂成為眾矢之的。我們姑且撇開雅典人對亞裡士多德的人格及生命的攻擊不談,有點事實必須澄清:第一:亞裡士多德向來求知,極少過問政治,偶而為之,也總是利用他和馬其頓的關係為雅典謀福利。

  第一次離開雅典來到小亞細亞後,老同學赫爾米阿斯希望亞裡士多德幫助他在抽象的正義和具體的掠奪之間建立一致,但是亞裡士多德只對正義感興趣,並沒有完成赫爾米阿斯賦予他的政治使命。

  公元前337年,當馬其頓大兵壓境時,由於亞裡士多德的斡旋,馬其頓軍兵臨得爾斐而不戰,使希臘這塊「聖地」得以保全。為此,雅典人民特地為他立了一塊碑,上面刻著:「他通過對雅典人民的貢獻,尤其是為了增進他們的利益而與菲利普王周旋為城邦做了出色的服務。」

  第二:亞裡士多德同亞歷山大政治趣味並不相投。

  亞裡士多德一生求和。對雅典小國寡民的民主城邦制推崇備至。而亞歷山大一向好戰,以征服世界,建立地跨歐、亞非的大帝國為政治理想。

  此外,亞裡士多德的侄子加里敘尼,由於反對亞歷山大接受波斯習俗而遭殺害,所以,亞裡士多德和這位學生國王的關係日益冷淡。

  更值得一提的是,亞裡士多德主要是作為一個學者,一個社會的成員而存在的。他不是某個政治集團的一分子或首要人物,但他往往被迫同政治聯繫在一起,這是極大的不公平。

  然而,雅典人民不理會這些,他們容忍不了亞裡士多德同馬其頓人的交情,一些致命的罪名正在羅織著。這使我不禁產生疑問:難道聰明的雅典人沒有發現亞裡士多德天才的思想嗎?他們忍心將這位大人扼殺在自己手中嗎?

  不管怎麼樣,亞裡士多德總還是一個公眾矚目的人物。在德爾斐神廟一塊斷裂的石碑上,有一段銘文為他的政治生涯,提供了一個饒有趣味的插曲。由於「他們為在兩次皮托賽中的勝利者以及從一開始便組織競賽的人起草了一張名單,亞裡士多德和加里敘尼受到了讚揚和稱頌;雕刻匠刻下了這張名單並把它立在廟中。」這段銘文大約刻於公元前330年。

  這一歷史見證說明,當時亞裡士多德已是一個頗有名氣的學者了。因為這件工作要求有豐富的歷史知識,需要瀏覽大量的歷史記載,從這些材料中確定一個正確的年表,然後才能列出具有權威性的記載皮托賽會優勝者名字和成績的名單。這張單子並不只對運動員有意義,在那個時代,歷史學家還不能採用現在通用的公元紀年來安排他們的敘述。紀年的精確性必須依靠花名冊,或者是城邦官員的,成者是體育冠軍的。

  但是,雅典人忘記了亞裡士多德對雅典城邦作出的貢獻。據說,亞裡士多德曾以這樣的語調寫信給他的朋友阿提帕特:「至於對在德爾斐授予我的榮譽——現在它已被剝奪了——我的態度是這樣的:既不熱衷,也不漠然。」公元前330年曾授予亞裡士多德的榮譽,後來被取消了。碑文是考古學家在一口井中發現的,可能是公元前322年在反馬其頓的怒潮中被狂怒的雅典人扔在那裡的。

  與此同時,雅典人給亞裡士多德羅織了一個「奉承僭主,不敬神明」的罪名,向公審法庭提出指控。

  證據是亞裡士多德為僭主赫爾米阿斯在德爾斐立像並撰寫挽聯。公元前341年,即亞裡士多德離開萊斯波斯島到馬其頓王朝的第二年,赫爾米阿斯企圖擺脫波斯控制的秘密為奸人洩露,在被波斯人擄去後受盡酷刑而死。他的最後遺言是:「請告訴我的朋友和夥伴,我沒有屈服,沒有作有損於哲學的事。」為了紀念這位肝膽相照的朋友,亞裡士多德在德爾斐給他立了像,並親自撰寫了挽聯。沒想到這卻成了亞裡士多德「不敬神明」的「證據」。拋開赫爾米阿斯的聲譽不談,他對亞裡士多德可謂肝膽相照,投桃報李。亞裡士多德對他也是十分敬重,即使是出於個人的情感,對於不幸遇難的朋友寫幾句悼詞,也是合乎情理的事。

  但這種感情在雅典人那裡已經超出了朋友的界限,而被深深打上了政治的烙印,一旦這種情況發生,即使是神仙也難逃厄運。這如同宋朝的秦檜為嶽飛捏造的「莫須有」的罪名一樣。這種迫害也只能見於政治學和神學領域,而絕對不會出現在幾何算術中。因為在幾何算術中有公理,有邏輯;在政治學和神學領域中只有見解,而沒有公理,孰是孰非都要依統治階級的意志行事。一旦某個人或某種事成了他們的絆腳石,那麼他們就會編造出莫須有的罪名來,從精神上或肉體上摧毀他們。亞裡士多德的師祖、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因為倡導新的思想方法,要求人們關注自己的內心,也被指控為「不敬神明」和「敗壞青年」罪,被判處死刑,本來可以逃生的他卻不肯苟且偷生,在獄中飲鴆而亡。這是雅典人對哲學的第一次犯罪,如今,這種命運又降在了亞裡士多德身上。

  面對這種情況,亞裡士多德已經預感到了悲劇將會在自己身上重演。為了不讓雅典人第二次對哲學犯罪,他把呂克昂的事務交給了泰奧弗拉斯特,第二次離開了雅典,離開了苦心經營的呂克昂學園,離開了朝夕相處的朋友和學生,來到優卑亞島的哈爾基斯,獨自一人隱居在母親留下的老屋中。受盡顛沛流離之苦的亞裡士多德,如今更是鬱鬱寡歡。公元前323年年底,亞裡士多德的好朋友兼遺囑執行人——安提帕特借援軍之力,大敗反馬其頓聯軍,穩定了政治局勢。但是,亞裡士多德卻未能再返回雅典。遭此變故,他的身心蒙受了巨大的打擊,身染重病,於公元前322年在哈爾基斯他母親的老屋中去世,享年63歲。

  雅典人雖然對亞裡士多德的死沒有犯下直接的罪過,但是他們間接害死了他,這是雅典人對哲學的第二次犯罪。這時,亞裡士多德的那句名言又縈繞耳際:「游離於城邦之外的,不是野獸,就是神了因為人離開城邦就不能生活,甚至不成其為人,猶如離開人體的手不成其人的手一樣」。畢竟,亞裡士多德既不是野獸,也不是神,他同樣是一個需要親情關懷的血肉之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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