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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劇是行為表述,行為表述是有吸引力,本身是完整的,這些在《詩學》第7章有詳細的解釋。行為應該是整體性的。它必須有開頭、過程和結局。開頭的事件不一定是其他事件的結果,但卻是其他事所引起的。相反,結局是來自他事之結尾,而不會再有其他的結果。好的劇情不應該在混亂中開始與結束,應該形成一整體。更甚者,此劇情應有一定長度,如自然界的組織那樣,每一種生物都有一定的大小,美麗的生物是不能太大,亦不能太小的。劇情也是一樣,必有一定長度、而且是容易使人記憶的長度。

  亞裡士多德仔細地說明了各種劇情及其製作方式。劇情有「簡單」及「複雜」兩種,後者較高級。他舉了一個劇情發展的例子,一個角色發現了被忽略的事物而發生「命運逆轉」,這一定要根據劇情的基本結構來發展,同時也是已發生事物的必然或可能的結果,而且應該把「發現」與「逆轉」結合起來,使之成為最有效的劇情。

  他又分析了各種命運逆轉或轉變的形態,它們形成劇情的高潮。如惡人的運氣由壞轉好,或好轉壞;當劇情表現了一個在德性上或正義上不卓越的人忍受著不是因為自己的邪惡,而是因為錯誤或不完善的性格而引起的壞運時,悲劇最好到此結束,因為它已能產生憐憫及恐懼感了。亞裡士多德這個想法是什麼意思呢?首先,不完美與邪惡不同,遭遇不幸的人應該是好人,雖比平常人要好,但也是個不完美的人。亞裡士多德在倫理學中,常講德性與惡性,他允許勇敢的人有時會做出懦弱的行為,這並非是惡性。不完美有時是指因無知而造成的錯誤判斷,有時是指感覺或性情的缺乏。亞裡士多德在說明「缺少自信」時亦曾企圖解釋一個人如何在一般情況下知道什麼是對的,但一到特殊情況下卻做了錯事。這都是可以理解的。他說,理想的悲劇是:不幸並不是偶然事件,不幸是直接或間接發生在某人身上的不完美的結果;這種結果是不值得,至少是不應該的,因為只有不該有的不幸才會引起人們的同情。

  對悲劇的另幾個要素,亞裡士多德也都分別加以論述。「形象」是表現方式中的因素,作用是引導人們欣賞,與詩學沒有關係,當然運用的好壞能直接影響劇情的效果。語言、歌曲是表現手法上的因素,他曾用幾章的篇幅加以討論。性格與思想是僅次於劇情的重要因素,直接反映對象。思想通過劇中人來證實與否認某種東西,表示作者的意見及情緒。性格由表演者來顯示,扮演者應深刻領會角色的思想和內心。

  亞裡士多德認為悲劇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憐憫與恐懼使情緒得以昇華。「昇華」,在醫學上有技術性的意義,亞裡士多德在生物學中也經常使用,他曾談到治病就是要將體內引起疾病的雜質昇華或氣化。此詞還用在宗教上,指的是由一種「激情」的情況回復到正常狀態,或一種被神所擁有的情況及一般性之淨化儀式。在詩學中,他曾舉出一個例子:

  俄瑞斯忒斯①在謀殺了克呂泰墨斯特拉之後的淨化儀式。當亞裡士多德談到悲劇能使憐憫及恐懼情緒昇華時,無疑的他是受此詞的其他用法的影響。除了疾病,情緒或感覺本身不必是壞的。情緒是自然產生的,如一個人受到稱讚,會有一種愉快的感覺,從而產生好的情緒;如受到指責,會有另一種情緒產生。我們從某些易激動的人身上看到的那種強烈情緒。如憐憫之情,恐懼之感,過度的熱心等,實際上在任何人身上都存在,都發生過。亞裡士多德認為多餘的情緒應解除,這種解除不但能從欣賞悲劇中得以實現,而且也可以從聽音樂等活動中實現。他說,悲劇在某種意義上有治療的功能,它能使多餘的情緒得到解除,使之恢復到自然狀態,同時愉悅感會相伴而來;而音樂就像一種「治療,驅除了病源,使其昇華」。

  ①俄瑞斯忒斯,又譯奧列特斯。希臘神話中邁錫尼國王阿伽門農之子。阿伽門農之弟墨涅拉俄斯之妻海倫被特洛伊王子帕裡斯劫走,由此引發了特洛伊戰爭。阿伽門農被選為希臘聯軍統帥。出征期間,其妻克呂泰墨斯特拉與人私通。他戰勝歸來,遭妻子殺害。俄瑞斯忒斯為報父仇,殺死親母,因此受到了復仇女神的懲罰,變成瘋子。後來被智慧女神雅典娜赦免,歸國繼承父位。古希臘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將先後情節寫成悲劇《俄瑞斯忒斯》三聯劇(《阿伽門農》《奠酒人》《復仇女神》)。

  亞裡士多德的詩學和悲劇觀,對後世有很大影響,後人對其也有不少評論。

  G.羅伊德在《亞裡士多德思想的成長與結構》中說:「亞裡士多德對詩的討論是枯燥的、分析的,而且有著明顯的缺點。他的分析有時像是虛偽的,像他以劇中人之道德性格來分辨喜劇及悲劇,或命運的轉變是最好的劇情。他的許多觀念是他將伊底帕斯傳說當作其理想的主要模式,但這一個劇本在一些方面來說不是標準的劇本,這使他在決定劇本結構的方式上採取較狹窄的觀點。再者,他確信過去的各種風俗、悲劇、詩歌等在他當時都已達到極至形式,且融於生活之中。他認為規定悲劇或詩歌的長度(即嚴格限制)是危險的。他的整個討論是枯燥的,但卻有顯著的效果。詩應該有其整體性;希臘悲劇中,劇情是比角色之性格塑造重要,這一點是比另一個相對的觀點——19世紀浪漫派對悲劇英雄的崇拜看法要好。在文學批評上,他最重要的貢獻是將詩學由柏拉圖之捨棄物中拯救出來。他反對柏拉圖,強調詩的嚴肅面及道德價值,論及詩所代表的是普遍的,儘管它是以特殊個體為代表。不同于柏拉圖,他堅持快樂是來自詩的欣賞,這種快樂不是狡猾的暗中活動,亦不是道德上之破損,而是毫無壞處,甚至有積極好處的感覺。」①

  ①G.羅伊德:《亞裡士多德思想的成長與結構》(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第183-184頁。

  喬納遜·伯內斯在《亞裡士多德》一書中評論道:「亞裡士多德的悲劇概念,對後來歐洲戲劇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但卻給人以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之感。他的定義很難適應莎士比亞的偉大悲劇;更不必提現代劇作家的作品。他們的英雄和反面角色既沒有俄狄浦斯的社會地位,也沒有他的顯赫歷史。但是亞裡士多德並沒有企圖建立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悲劇『理論』。他只不過是告訴在希臘舞臺的程式範圍內創作的同時代人應當怎樣編劇(他的告誡是奠基在對希臘戲劇史的大量經驗研究之上的)。」「亞裡士多德對悲劇目的規定也顯得十分奇特。他強調悲劇對觀眾的情感和激情的影響。但悲劇詩人總是淨化觀眾們的憐憫和恐懼感嗎?即使如此,把情感淨化當作悲劇的首要功用是否合理呢?悲劇無疑有其情感作用,但也有其美學作用和認識作用」。「亞裡士多德清楚地意識到這些作用,即使它們不是他的悲劇定義的主要特徵。《詩學》的許多篇幅都蘊含著對美學問題的論述,因為它討論『帶有若干裝飾的語言』以及悲劇所要求的韻節」。②

  ②喬納遜·伯內斯:《亞裡士多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170頁。

  羅素在《西方的智慧》中說:「《詩學》並沒有提供一套成熟的藝術理論和美學理論。可是它清晰地提出了至今對文學批評仍有巨大影響的若干準則。」①

  ①羅素:《西方的智慧》,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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